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1989年10月4日，中国工商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
为保证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的顺利实施，切实加强经营管理，总行在1988年各行试行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征求多方面意见，制定了《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试行。各行在试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总行，以便修改完善。
对于1987年以前到期确实难以收回的贷款，请结合信贷资产清理工作，按照总行（88）工银发字第129号文件要求和本细则有关规定，专案上报总行。

附：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国家信贷基金完整，促进各行加强对贷款管理，及时处理呆帐损失，真实反映信贷资金营运状况，准确核算损益，根据财政部《关于国家专业银行建立贷款呆帐准备金的暂行规定》，结合工商银行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贷款呆帐准备金是按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建立的专项补偿基金，用于弥补各行因本细则第三条各款所列原因造成的贷款呆帐损失。

第二章 贷款呆帐的范围
第三条 银行发放贷款，必须坚持有借有还的原则，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任意免除借款人的还款义务。由于下列情况之一者，银行确实无法收回的贷款可列为呆帐：
（一）借款人依法宣告破产、撤销、解散或其他原因终止企业法人进行清偿后，不能还清的贷款。分以下几种类型：
1．全民所有制企业（含租赁承包，下同）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第21条、第22条第二款，由人民法院宣告破产，银行根据人民法院裁定的破产财产清偿顺序清偿欠款后，仍不能收回的贷款。
2．集体所有制企业（含租赁、承包，下同）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经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关闭，借款人终止企业法人并向法人登记机关办理法人终止登记并公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用企业所有财产清理变卖和可以收回的应收款项进行清偿后，仍不能收回的贷款。
3．全民所有制企业依法宣告破产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关闭，企业贷款凡取得担保的，由担保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担保人清偿被担保人的贷款后仍不能收回的贷款。
4．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同经济所有制联合经营的企业依法终止企业法人并公告，依照法定程序对其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不能还清的银行贷款。
5．固定资产性质贷款所建工程项目经原批准机关决定撤销、停建，借款人依法终止企业法人的，贷款凡有担保，由担保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担保人清偿被担保人的借款后，仍不能收回的贷款；贷款没有担保的，借款人以资抵债后仍不能收回的贷款。
6．实行抵押贷款的企业，经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撤销、解散、关闭，或企业不能承担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义务，银行依法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变卖抵押物的价款清偿后，仍不能收回的贷款。
（二）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的贷款，因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或经营管理不善及其他各种原因不能归还的银行贷款，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贷款取得担保的，由担保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担保人清偿被担保人的贷款本息后，仍不能还清的贷款。
（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财产巨大损失，导致借款人终止企业法人，确实无法收回的贷款，分别以下两种情况：
1．参加财产保险的借款人，保险公司进行保险赔偿后，借款人用其财产变价收入加保险赔偿费及银行存款、其他债权等可收回的款项之和清偿后，仍不能还清的贷款。借款人必须交验公安、消防、气象、保险等有关部门出具的灾情损失报告鉴定书及保险赔偿情况证明。
2．未参加财产保险或保险公司不予保险的借款人，借款人用其财产变卖收入、银行存款、其他债权等可收回款项清偿后仍不能还清的贷款。借款人须交验公安、消防、气象及有关部门出具的灾情损失报告鉴定书。
（四）经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逾期呆帐贷款。
第四条 借款人或借款担保人有经济偿还能力，但因种种原因，不能按期偿还的贷款，不得列作呆帐。
第五条 企业兼并，被兼并企业的债权债务随之转移，其借款由兼并企业承担偿还义务，不得列作呆帐。

第三章 提取与管理
第六条 呆帐准备金按照以城市行为基本经营核算单位三级经营的体制，实行“三级提取、三级管理”办法。即总行、分行（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直接发放的贷款，分别由各自按规定提取与管理，地市行及其所辖县支行、办事处发放的贷款，由地市行统一提取与管理。
第七条 呆帐准备金提取方法是：会计部门每年1月末以前，根据全行各类贷款科目（含外汇贷款）年初余额（即上年12月31日余额），按本细则第八条规定比例分别按人民币计算提取。
第八条 提取范围及具体比例为：
（一）国营工业、国营商业及信托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为1‰。
（二）对外贸易贷款为1．5‰。
（三）农业贷款、集体贷款、个体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科技开发贷款、森工多种经营贷款、专用基金贷款、商业网点设施贷款、外汇贷款、外事贷款、外贸中短期贷款、特种贷款、特区固定资产贷款、经济开发区贷款、扶贫贷款及其他专项贷款为2‰。
第九条 各类贷款呆帐准备金最高帐面余额为本细则第八条所列比例提取的数额。会计部门每年1月末以前，要按上述规定计算出应提取数，然后与帐面余额比较并求出差额，如果帐面余额小于应提取数则补提该差额，反之，帐面余额超过应提取数则冲减该差额。
第十条 呆帐准备金提取后要专户存储，列入“贷款呆帐损失准备金”科目，集中统一管理，保证专款专用。当年形成的贷款损失，经过审查，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的，准予核销。
第十一条 帐务处理手续
（一）提取或补提呆帐准备金时：
收：贷款呆帐损失准备金
付：营业外支出——呆帐损失准备金支出
（二）冲减呆帐准备金时：
付：贷款呆帐损失准备金（蓝字）
付：营业外支出——呆帐损失准备金支出（红字）
（三）地（市）行统一提取呆帐准备金后，下划各县支行、办事处列帐时：
地市行
收：营业外支出——呆帐损失准备金支出
付：辖内往来
县支行、办事处
收：辖内往来
付：营业外支出

第四章 核 销
第十二条 核销审批权限
（一）当年发生的呆帐损失按贷款户计算（下同），每户金额不满10万元的，由地、市行会同同级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审查批准核销，并报上一级行备案。
（二）当年发生的呆帐损失每户金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的，由各分行会同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审查批准核销，并报总行备案。
（三）当年发生的呆帐损失每户在30万元以上的，由总行根据分行和所在地区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的审查意见审查批准核销，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三条 确认当年发生呆帐损失的依据是：凡当年宣告破产、借款人死亡、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符合第三条各款所列条件，无论何时发放的贷款，均应作为当年发生的呆帐并在当年核销完毕。确有困难的，可转次年核销。
第十四条 核销申报手续
（一）发生贷款呆帐损失的行处，在申请核销时，必须由信贷部门填报“核销贷款呆帐损失申报表”（见附件1），同时拟写“核销呆帐损失申请报告”，详细说明借款人和担保人经营状况，贷款发放过程，呆帐形成原因以及由此应该总结的教训，采取的措施等情况。
（二）附报有关借款合同，借据、借款人和借款担保人破产、失踪、死亡、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法律有效证明，包括地方政府、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气象部门、保险以及银行等单位的有关文件、判决书等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核销审查内容
（一）是否符合本细则第三条各款所规定的条件。
（二）构成呆帐损失的法律依据及真实性，事实是否确凿，借款人宣告破产、关闭、死亡、失踪的证明文件是否合法，资产作价、变卖、清偿凭据是否真实、正确。
（三）借款人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证明文件是否合法；贷款经办行的现场勘察报告是否详尽，是否与证明文件相符；财产损失、保险赔偿凭证是否真实可靠。
（四）专项批准核销的证明文件是否合法、真实。
第十六条 审批程序
贷款呆帐的核销，无论是申报行还是核批行，均必须严格按照下列审批程序办理：
（一）初审
首先，信贷部门按第十五条款规定的内容审查，认定是否属于呆帐，能否核销，并提出处理意见。其次，稽核部门按照第十五条各款所列内容进行审查，并分析贷款形成呆帐的原因和责任，签署审查意见。最后，会计部门根据第十五条（二）至（四）款规定的内容，详细审查有关证明文件、凭据等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呆核销的有关规定，进行认真有效地监督。
（二）复审
由主管稽核的行长和信贷、稽核、会计、计划等部门组成复审小组，对初审提出的处理意见进行审查讨论。对有异议和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问题，要组织力量进行详细调查，待事实澄清后再进行复审；对复审讨论通过的贷款呆帐损失由行长或主管行长签署意见。
（三）报审
会计部门根据复审小组审查通过的意见，将“核销贷款呆帐损失申报表”及有关证明文件、申请报告等材料，按照审批权限的规定，在本行权限之内的，报送当地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经审查批准后办理有关核销处理手续。超过本行核批权限的，报送上级行。
第十七条 贷款呆帐核销帐务处理
（一）根据批准的“核销贷款呆帐损失申报表”
办理转帐：
收：××贷款——××贷款帐户
付：贷款呆帐损失准备金
（二）核销县支行贷款呆帐时：
地市行 收：××辖内往来——××县支行
付：贷款呆帐损失准备金
县支行 收：××贷款——××贷款帐户
付：××辖内往来
（三）被核销的贷款呆帐，如果有应收未收利息，应在核销贷款本金的同时，冲销应收未收利息，会计分录为：
付：到期未收贷款利息（表外科目）
（四）以后年度收回已核销的贷款呆帐，应按收回的贷款金额冲减已核销的贷款呆帐，增加贷款呆帐损失准备金，会计分录为：
收：贷款呆帐损失准备金
付：××存款——××单位（或个人）户
第十八条 外汇贷款呆帐的核销
发生外汇贷款呆帐损失，申报及审批办法与人民币贷款相同。经审查批准后，会计部门根据外汇贷款呆帐损失金额按上年决算牌价折合成人民币办理转帐，会计分录为：
收：××辖内往来——外汇业务部
付：贷款呆帐损失准备金
外汇业务部门收到款项后通过外汇买卖转销有关贷款科
目。
借：××辖内往来（人民币）
贷：外汇买卖（人民币）
借：外汇买卖（外币）
贷：××外汇贷款（外币）
第十九条 经批准核销的贷款呆帐，应在专户存储的实有帐面金额内核销，不允许超支，对收不抵支部分可由以后年度提存的呆帐准备金核销。
第二十条 贷款呆帐核销时间为：属总行权限范围内核销的，在每年10月份集中核批一次，分行以下在每年6月，11月各核批一次。
第二十一条 呆帐准备金核销的有关材料，包括申请核销报告、申报表、借款合同、借据、有关部门证明文件等，应由审批行作为会计档案，按时间顺序认真加以保管，期限为15年。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为了减少和防止贷款呆帐的发生，保证呆帐准备金的正确使用，各级行处要对贷款和呆帐损失建立监督、检查和经营责任考核制度。
第二十三条 信贷部门应根据总行贷款责任制的要求，对贷款经办行及有关人员贷款发放情况定期检查与考核，发现呆帐损失，要及时查明原因，分清责任，总结教训，提出措施，切实有效地控制贷款呆帐损失的发生。凡因信贷工作人员和有关领导严重违反总行颁发的贷款责任制的工作失误渎职和其他违法行为造成贷款呆帐损失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情节，按照总行贷款责任制的有关条款，予以处理。
第二十四条 稽核部门除对贷款加强稽核外，还应对贷款呆帐准备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稽核，发现问题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并及时纠正。稽核人员未履行以上职责，应根据事实和情节按照稽核工作规定，追究有关稽核人员责任。
第二十五条 会计部门应对贷款呆帐准备金提取及核销的帐务处理、审批文件等进行监督检查，保证金额准确、不错不乱。如发生呆帐准备金被挪用、私分或计算错误、帐务混乱，应根据事实和情节轻重按照《中国工商银行会计制度》第56条的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六条 凡弄虚作假、伪造“呆帐”，挪用、私分贷款呆帐准备金者，除追究有关人员行政和法律责任外，并酌情扣减该行利润留成资金。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颁布前执行的有关规定，凡与本细则有抵触的，一律按本细则办理。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由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负责解释，修改亦同。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自1989年1月1日起试行。
附表： 核销贷款呆帐损失申报表 （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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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报 行 |
|--------------------------------------------|
| |名 称| |
|贷款 |--------------|------------------|
| |性 质| |
| |--------------|------------------|
|单位 |贷款金额（元）| |
| |--------------|------------------|
| |贷 款 种 类| |
|（企业）|--------------|------------------|
| |利 率| |
| |--------------|------------------|
|或个人 |期 限| |
| |--------------|------------------|
| |担 保 人| |
|--------|--------------|------------------|
|贷 款 |审 批 人| |
| |--------------|------------------|
| |信贷科（股）长| |
| |--------------|------------------|
|银 行 |信 贷 员| |
|------------------------|------------------|
|呆帐损失额（元） | |
|------------------------|------------------|
|申请核销数（元） | |
|--------------------------------------------|
|核销理由（原因）： |
| |
| |
| |
|--------------------------------------------|
|申报行： |
| |
| （盖章） |
| 年 月 日 |
------------------------------------------------
附表： 核销贷款呆帐损失申报表 （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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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行 | 核 批 行 |
|--------------------------------------|--------------------------------------|
| |信贷部门： |信贷部门审核意见： |
| | | |
| | 年 月 日 | |
| |--------------------------------| |
| |行长： | |
|地 |或主管行长： | 年 月 日 |
|市 | 年 月 日 |--------------------------------------|
|分 |--------------------------------|稽核部门审查意见： |
|支 |行名： | |
|行 | | |
| | （盖章） | 年 月 日 |
| | 年 月 日 |--------------------------------------|
|----|--------------------------------|会计部门审查意见： |
| |信贷部门： | |
| | | |
|省、| | |
|自治|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区、|--------------------------------|--------------------------------------|
|直辖|行长： |行长： |
|市及|或主管行长： |或主管行长： |
|计划| | |
|单列|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市分|--------------------------------|--------------------------------------|
|行 |行名： |核批行： |
| | | （盖章） |
| | （盖章） | |
|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
|具体负责帐务核算的会计部门意见：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 |
| | |
| | （盖章） |
| | |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
信贷部门负责人： 填表人：
第一份由核批行存查；第二份交具体负责帐务核算的会计部门据以记帐；第三份退填制单位，第四份交中央企业财
政驻厂员机构。


“我国目前的案例指导制度既不是我国古代条例制度的复活，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引入，因而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距离真正实现判例制度，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0年案例指导制度正式启动。2010年在我国法治史上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法律体系宣告形成和案例指导制度宣布启动，这意味着我国法律规则体系的发展完善。因此，只有从法律规则体系这一视角切入，并以我国古代法律样式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与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为背景，才能深刻地揭示案例指导制度之于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意义。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颁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所确立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并统一发布对全国审判、检察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的制度。《规定》都强调指导性案例是对审判、检察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案例，从而把它与不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加以区分。

随着指导性案例的颁布，一种司法规则形成的机制得以产生，并将对我国法制规则体系的发展完善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我国法律规则体系其实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立法机关创制的法律，这是狭义上的法律;二是行政机关创制的行政法规，这是中义上的法律;三是司法机关创制的司法规则，以前是司法解释，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即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规则，这是广义上的法律。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仅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规则，共同构成我国法律规则体系。

一

法律样式的多元性，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传统之一。近代法学家沈家本为清代著名律学家薛允升著《读例存疑》所作之序中，为我们勾勒了我国古代法律规则体系形成与变动的一条基本线索。中国古代除基本的法律形式——律，也就是刑律以外，都还存在补充性的法律形式——敕、令、格、式等。尤其是从明代开始，例成为律的辅助性法律形式。沈家本对律例关系作了生动说明，并对例可能带来的对律的冲击作了深刻的阐述。在以上各种法律形式中，例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在例的研究中，除律例关系以外，其实更应当关注的是例与判例的关系。如果转换成现代话语，这个问题应该表述为:例到底是属于成文法的范畴，还是属于判例的范畴?对此，在我国法学界存在争议。

我国学者武树臣提出了法律样式的概念，并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样式是“混合法”，即成文法与判例的循环互补性。武树臣教授在论及中国古代的判例时指出:历代的决事比、故事、法例、断例、例等，都标志着“判例法”一脉相传、经久不衰的独特地位。判例经朝廷核准后成为与成文法典并行的法律渊源。有价值的判例则被抽象成为成文法条并被成文法典所吸收。成文法典本身的缺欠(不可能包揽无余，也不可能随时变更)使判例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而朝廷对判例的集中管理(审核、批准、选择、编纂)又避免了判例庞杂无序的缺点。而成文法典对判例的吸收，则既避免了双方的短处，又综合了双方的长处。“成文法”与判例的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并行不悖、循环往复的动态联系，构成了中国“混合法”的独特样式。在此，武树臣教授把我国古代法中的例视为判例。

清代学者王明德认为，例之为义有五:(1)名例;(2)条例;(3)比例;(4)定例;(5)新例。显然，王明德所说的例之五种含义，均是指成文化的法条，而不是判例。当然，例和判例之间是紧密相关的，某些例就是从判例中抽象提炼出来的，我国学者汪世荣将这一过程称为因案生例，并将因案生例称为判例形成机制。因案生例的判例形成规则，是指司法官在其司法活动中，针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认为应该通过该案总结、创制出特定法律规范时，便在判决中附请定例。最高统治者以上谕的形式，在对该案作出批结的同时，可以概括出具体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这就是例。例的表现形式虽然为制定法，但通过具体案例附请产生的例，却体现的是判例法制度。因为，就这种例的产生看，其产生于具体案件的司法判决，来源于特定案例;就这种例的形成程序来看，要经过司法官的附请，经过上谕的确定，离不开对具体案件的裁判程序;就这种例的适用看，其赖以产生的具体案例是对其正确理解和适用的基础，这些具体的导致例的直接形成的案例，被称为例案，例案是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准确理解和适用例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案生例的判例形成规制，在体现封建专制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垄断时，体现着中国古代法律的统一性特点，有限制地认可了司法官创制法律的作用。

因案生例确实是对例的形成机制的生动描述，大多数例，如清代律例合编中的条例，都是从成案中提炼出来，针对特殊情形所制定的规则。例如，在《大清律例·谋杀人》中有以下条例:凡僧人逞凶谋故惨杀十二岁以下幼孩者，拟斩立决。其余仍照本律办理。上述条例系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审提僧人界安将十一岁幼徒韩二娃用绳拴吊叠殴立毙一案，钦奉谕旨，纂为定例。

由此可见，上述严惩僧杀条例虽然出自僧人界安杀幼徒韩二娃案，但该案只是形成条例的缘由，就条例本身而言是一条法律规则，而非判例。这一条例的形成符合因案生例的特征，但形成的条例是否等同于判例，尤其是因案生例是判例形成机制还是成文法形成机制，则不无商榷之处。我国学者刘笃才提出“判例是可以援引作为审理类似案件的判决”这一命题，以此作为出发点，对判例作了以下界定:判例之所以是判例，必须保持其自身的形态，即作为具体的判决而在其后的司法领域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作为后来判决案件的依据的，是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而不是据此判决经过改造已经上升为制定法的抽象的法律条文。

根据以上标准，我国古代的例当然是成文法而不是判例。可以说，律例合编的《大清律例》是一部成文法典，而不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合编。我国古代虽然曾经出现以成文法为主、以判例为辅的法律体制，但自明清条例入刑律以后，判例逐渐被禁止援引。因此，条例的兴盛恰恰意味着判例的衰亡。《大清律例》附例规定:除正律、正例而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着为定例，一概严禁，毋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大清律例》就是正律与正例的合体编纂，其例并非判例而是成文法，由此可见其彰。这种律例合编的形式不但便于使用，而且也解决了清初法律中律、例相抵牾的矛盾。因此，编入法典的条例是从成案演变而来，但经过编纂以后，已不见判例的踪影。

二

我国古代的条例，不仅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不同，而且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对于条例与英美法系判例法的不同，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判例为法律，判例中的司法规则是法律的载体。但对于条例与大陆法系判例制度的不同，则需要加以界分。大陆法系是采用成文法的，但与此同时又充分发挥判例的作用。这时，判例的作用不是取代法律，而是对法律起到一种解释作用。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一般都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是在事实上具有拘束力，这种事实上的拘束力来自对司法统一的内在要求与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在审级上的从属性的制度设计。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具有规则性质的是“裁判要旨”。正如我国学者指出:一个判决被确立为判例时，一般都附有适当的“要旨”，判例中隐含的法律原则与规则均体现于此。因此，判例仍然带有成文法的烙印，它通过裁判要旨的形式引导法官和民众去适用，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司法解释的功能。

尽管大陆法系的判例带有成文法的烙印，但就其以分散的形式，由法官选择适用这一点而言，其判例制度与成文法是根本不同的。尤其是在判例制度中，案情本身是裁判规则的前提，也是判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判例制度仍然存在对案情的比对，以此作为援引适用裁判规则的根据。而我国古代的条例，已经从判例中剥离出来，以成文法的形式存活，因而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制度。判例的成文法化，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华法系具有成文法的悠久传统，即使是判例也具有成文化的顽强定势。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判例的命运作了以下论述:从成文法的角度看，吸收判例的过程就是改造消灭判例的过程。而从判例的角度看，融入成文法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异化消亡的过程。判例上升为条例，是判例的异化。没有这一步，判例无从进入成文法体系。而进入成文法体系，也为其消亡创造了条件。“我已经不再是我，而你却依然是你。”成文法得到了滋养，变得更加丰满，而判例则丧失了其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古代判例的最终命运。

三

判例经过提炼以后以条例形式进入法典，而禁止在律例以外援引成案作为判决根据，我认为这是由我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我国古代是一种专制集权的社会，皇权至上，一切法律规则都必须由上而下地颁行，并形成对官吏的有效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任由官吏援引成案，一切成案如欲发生法律效力，都必须经最高统治者确认，以便维护中央集权的体制。成文法与判例法及其判例制度，实际上是满足司法活动对于法律规则需求的两种不同方式。这里涉及规则生成的规律问题。我国学者在论及我国古代法律生成规律时指出:在中国古代，法律是经由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成长的。一是设计生成的理性主义路线，主要体现在律典的修定。二是自然生成的经验主义的路线。主要体现在成文法体系之外，通过创设及适用判例，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探索，反复的检验，逐步的积累，在成熟后再将其改造吸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我认为，以上对我国古代法律形成的设计生成与自然生成两条路线的归纳是正确的。当然，在自然生成的路径中，判例充当了过渡的角色，一旦纳入法典就丧失了其主体性地位。因此，我国古代法律更为强调的还是设计生成，即强调立法者的权威，强调成文法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成文法与判例法这两种法律形式推向极致，那么，成文法体现的是设计生成的法律规则形成模式，而判例法反映的是自然生成的法律规则形成模式。

成文法的制度曾经被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所采用。在这种体制下，立法权与司法权乃至于行政权都集于最高统治者一身，它们都只不过是皇权的派生物。但是，立法者可以是一人或一个机构，它具有高度集中性，而司法者不可能是一人或一个机构，它必然有分散性。为此，专制统治者需要通过立法对司法加以控制。而成文法就是对司法控制的主要形式，它形成对司法裁量权的有效制约，从而维护中央集权。成文法的制度还曾经被古典自由主义者所采纳，在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民主体制下，实行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由此形成立法权与司法权直接的互相制约，从而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这种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人民通过立法活动形成法律规则，司法者只能根据这些法律规则处理个案，从而实现人民的意志。虽然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是两个极端，但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原先至高无上的皇权被人民主权所取代。在通过立法控制司法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在成文法的体制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相对分工是存在的，尽管终极的皇权或者人民主权在名义上都具有最终的司法权。因此，立法者生成法律规则，司法者消费法律规则，这就是成文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的规则供给机制，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这种法律规则供给机制存在一个根本弊端，这就是立法者提供的法律规则难以完全满足司法活动对法律规则的需求。因为立法是一般的、抽象的，而案件是具体的、个别的，两者之间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这也就是所谓成文法的局限性之所在。

判例法制度往往称为法官造法，即司法者既是法律规则的生成者，又是法律规则的消费者。在判例法制度中，判例中存在的裁判规则就是法律，对此后的判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判例法遵循的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规律。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可以为这种法律规则形成机制提供根据。哈耶克并不赞同理论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析框架，而是提出了进化论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分析框架，亦即进化论与建构论的对立。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观念最初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提出的，意图阐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此后才意识到自发秩序不仅可以在物理领域中发现，而且也可以在社会领域中发现，后者就是所谓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这里的社会秩序，当然也包括法律秩序。因此，从哈耶克的自发的社会秩序的概念中也可以引申出自发的法律秩序的概念，因为这里的法律本身就是行为规则与社会规则。我国学者论及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形成的机制时指出:所谓用演化说明自发秩序的形成与演进，就是指出抽象的行为规则(制度与习惯)，如何经由一套模仿和适应、修正的机制，由人们在并不完全明了其所以然的情况下采用依循，从而自发地形成社会秩序。演化的机制主要有二:选择和适应。可是由于规则的抽象性格，由于它们所凝聚沉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超越了个人所能掌握的目的、后果以及牵涉到的一对一的环境特色，每个个人选择、调整和适应规则的理由，必然受到一定知识与关怀的限制，并不是这种规则被全体采用的终极理由。换言之，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演变，自有其演进的机制，不是人们基于有限知识与特定目的的考量与抉择所能说明的。

自发秩序，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法律秩序的形成，其所谓自发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就个人来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规则创制活动，但它超出个人知识局限，形成一般秩序则并非设计而是演化的结果。通过判例法形成法律规则，其机制具有自发秩序演化的特征。就个别判例而言，法官是在处理个案，而并非脱离个案地去创制一般的法律规则。但从个案中引申出来的法律规则又具有超然于个案的一般性，从而为后来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规则。可以说，判例法的法律规则形成类似于市场经济方式，它是自下而上地形成法律规则，由此满足司法活动对于法律规则的需求。在判例法的制度中，法官不像在成文法中那样，是在与立法者对话，而是与整个司法系统对话，尤其是与法律传统对话，司法的重心也从阐释法律转变为案情对比。因为在成文法制度下，由于法律规则本身较为抽象，将一个抽象的法律规则适用于个案，重要的是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为司法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提供逻辑起点。在判例法制度下，由于裁判规则本身已经十分具体，对此已经不需要解释，关键问题在于后案与先例所依存的前案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也就是判例法的区分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于成文法来说，判例法更能够满足司法活动对于法律规则的需求，因为判例具有及时性。判例法的自我生长、自我修复与自我调节机能，是成文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判例法也并非完美无缺，其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判例具有分散性，不似成文法那样将法律规则以一种集约化的方式(法典)呈现给社会。这一批评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不是没有误解。判例虽然是零散的，但却因为审级制度的存在而自发地形成一种法律规则效力体系。审级制度决定了判例的效力等级，因而使判例具有一种天生的服从性，否则，不同于上级的判例就会被撤销。这里存在一个判决的淘汰机制与遴选机制，它们都是自动地发挥作用的，而不是人为的设计。因此，判例法制度也完全能够满足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审级制度实现的，这种诉讼程序对于实体规则的牵引作用体现得十分明显。事实上，极端的成文法模式和极端的判例法模式都是不存在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法律规则既不可能完全通过立法提供，也不可能完全通过判例提供，而是两种法律规则的形成模式同时存在。当然，两者之中必然有一种是法律规则形式的主导性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典是法律规则的主要载体，判例对于法律适用起到补充作用。而在判例法国家，判例法仍然是法律规则的基本形式，但成文法的法律也日益增加。这就是所谓两大法系之间的融合与接近。

四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引入大陆法系的制度，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远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引入苏俄法制，虽然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成文法这一点上苏俄法制与我国传统法制也是契合的。

近三十年来，我国法制恢复重建，2010年我国法律体系甫告建成，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也日益规范化，它在司法规则提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司法解释与古代条例的功能是极为相似的，都是法律的细则化。当然，即使是细则化如司法解释，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司法活动对法律规则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判例成为提供司法规则的又一种途径。

从目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设计来看，它不能等同于我国古代因案生例的形式。因案生例的结果是有例无案，它其实是一种成文法的形成机制，而不是判例形成机制。但案例指导制度是以指导性案例为载体的，是案情与裁判规则的有机统一。指导性案例对于司法活动的指导，不仅体现在裁判规则的类比适用，而且会采用区分技术，说明指导性案例和现在审理案件中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上的区别，以此作为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其比较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但就指导性案例必须经一定程序由最高司法机关确认并正式颁布而言，它体现了对指导性案例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特征，因而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制度也是不同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是自发地生成的，并未对判例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目前的案例指导制度既不是我国古代条例制度的复活，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引入，因而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制度。

当然，现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还只是搭建了一个框架，指导性案例对于司法活动的效果尚未显现，对于这一制度进行全面评价尚为时过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以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指导性案例为特征，表明这一制度具有较为明显的行政控制特征，从指导性案例的遴选过程来看仍然类似于立法。如果每年颁布的指导性案例数量较少，那么，案例指导制度对司法活动的指导性也会极为有限。事实上，判例制度的特点就是法律规则的自然生成，形成自发的法律执行。如果判例经过人工的选择公布才能发生指导效力，那么，这仍然是一种采用立法方式提供法律规则的路径，并未获得判例制度之真谛。由此可见，我国距离真正实现判例制度，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