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 保加利亚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合作协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下简称“双方”），为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和扩大国际合作，加强两部、两国驻第三国大使馆及其他有关外交代表机构间的合作和经验交流，达成协议如下：

　一、两国外交部长将根据需要进行互访或举行会晤，副部长在需要时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上述访问、会晤和磋商的时间、内容和地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二、双方有关司的负责人可根据需要，就国际关系和国际政策、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问题，以及在新闻、文化和领事领域内的双边合作问题进行磋商。

　三、双方直接或通过本国大使馆相互通报本国的内外政策和对国际重大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相互介绍本部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在需要时，两国大使馆可请求对方外交部向其介绍有关情况。

　四、两国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和领事机构将保持经常接触，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加强交往和信息交流。

　五、两国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机构以及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保持经常接触，并在需要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

　六、双方互相支持对方国家大使馆旨在发展双边关系和促进两国人民间相互了解的各项工作。

　七、双方支持两国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和科技合作，支持两国间的文化、科学、教育和体育领域的交流，支持签订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条约、协定和工作协议的努力。双方促进各社会政治团体、各部、各主管部门和新闻机构之间的往来与合作。

　八、双方支持两国国际问题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

　九、双方根据本协议派遣的代表所需国际旅费和行李费由派出国负担；停留期间的费用（包括住宿、用膳、医疗、交通、文娱活动等）由接待国负担。

　十、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一、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在本协议期满前六个月任何一方均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将自动延长三年。

　十二、双方在磋商期间将检查本协议的执行情况。
　　本协议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保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代表　　　　　　　　　　　外交部代表
　　　　钱其琛　　　　　　　　　佩特尔·姆拉德诺夫
　　　　（签字）　　　　　　　　　　　　（签字）
题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贯彻“农业三法”

——给农民“发钱”重要还是健全法制重要？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梁剑兵

还没有来得急看完《中国农民调查》的一半，我悲哀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既为我那勤劳、淳朴、善良、温驯却饱受乡村恶霸欺凌的农民兄弟而悲痛，更为那软弱无力的、被视为敝履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业法》等“农业三法”在农村不被尊重和实施的遭遇而痛心疾首。

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我将我也许不太正确的一些想法拉杂的写在下面，供大家随意评判和参考吧。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是什么？

解决任何问题的先决条件，是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找到问题之所以产生的病根，然后对症下药，方可有效。单就表面现象来看，"三农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和农业的衰退问题，因此，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似乎就成为大家公认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比如，某官员就振振有辞的说：“在当前，促进农民增收是有效解决农村其他问题的关键。” （见中国农业信息网2004-02-09文章《中央财经办副主任陈锡文解析“中央一号文件”》）

那么好，按照该官员的逻辑，我们不妨做如下的假设：

假设一：国家今年出钱，直接把钱发给农民吧。不多发，每户发1000元好了，全国农民共两亿六千万户，发给他们两千六百亿元人民币吧。这在中国其实不是什么难事情，把全国950万辆公务用车停下来，每年可以节省三千亿元人民币，除了发给农民的以外，还剩下四百亿元，拿这些钱打一场收复台湾的战争也够用了。

这样一来，《中国农村调查》里面反映出来的三农问题就能够解决吗？

地球人都知道：解决不了。（理由也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少了？？？那就多发点吧，加一倍，每户发2000元，共发五千二百亿。这好象多了点，但也不太难，“停完轮子停筷子”，全年禁止公款吃喝，可以节省一千五百亿，加上“停轮子”节省的三千亿，共可以筹集四千五百亿，不够的七百亿，让四亿多城市人口每人捐献一百多元就解决了。

这样，三农问题就能够解决吗？？？还是解决不了。

如果谁说“发钱”就能解决三农问题，我就发给他一元钱人民币的“最差幻想小说奖”。

假设二、既然农民经济负担太重，我们就免除我们农民兄弟的所有经济负担吧。

根据中央权威部门的调查表明，近年来，九亿农民每年对国家的经济负担总数是1200亿元（包括农业各种税、“五统筹”和“三提留”）。我们就恨恨心、咬咬牙，一下子免农民负担三年，共免除三千六百亿元好了。如果国家因此发生财政困难，也好解决，只需要“停下筷子”，三年可以节省财政支出四千五百亿，不但可以解决财政困难，还多出来九百亿元，我们可以拿这九百亿去美国采购十条航空母舰回来以增强我国军队的战斗力。

这样，三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吗？？？

谁说这样就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我就发给他一毛钱人民币的“最佳傻瓜奖”。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解决“三农问题”单依靠钱是根本不行的。三农问题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给农民发多少钱”的财政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就好象发高烧的本质不等于感冒一样。

那么，三农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本质，可以有由浅入深的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横行乡村的土豪恶霸的侵害，却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农民调查》中所反映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痛彻全国人民心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要命的是，损害农民民主权利、土地资源权利、矿产资源权利和获得生活基本费用权利的，恰好就是应该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社会公权利组织，比如乡镇政府、比如村委会。有时候也包括农民“自己”，比如盲目建工厂和兴办公用事业等等……

第二个层面，是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城市和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以牺牲农民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农产品利益和劳动力资源等重大利益为代价的。农民兄弟的这种无私的奉献，换来了我国经济的初步腾飞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小康，却也换来了农村社会的贫困和凋敝。

第三个层面，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所造成的“劣等公民歧视”问题。目前的中国社会，按照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同，已经大体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层或者“公民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