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口供之必取是支撑我国“符合说”之证明标准理论成立的关键。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之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将面临转型。对于那些被追诉者不予供述的案件，应当实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案件，可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客观真实说”与口供之关系

在我国传统证明理论领域，“客观真实说”居统治地位。近年来虽有观点挑战此说，却未根本动摇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支配地位。“客观真实说”的经典表述是：“刑事证明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达到诉讼（案件）客观真实，即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要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1]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公安司法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诉讼活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两个“事实”完全符合。如果这两个“事实”不符，案件就不能终结，或者需补充侦查，或者会久拖不决。一言以蔽之，“客观真实说”的实质是“符合说”。

一般来讲，对于现存的两个事物，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相符。譬如，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有关部门只要查验身份证并将其所附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已经过世的前人，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确定其长相如何，却不能用比对的方法来判断其长相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已逝事物的真实性的判断，只能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依赖所谓的“符合说”来确定其真伪。换言之，“符合说”不适用于对已逝事物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么，按照“符合说”理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哪里？事实上，所谓“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但已经消失的事实。恰如历史事实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难以重现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事实是一过性的，过去了，不会重演，所谓‘复原历史事实’，其实是用证据和推理构建‘关于事实的知识’。”“譬如一个反应司法无能的电影，它先已告诉你事实明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法庭是判错了；但是历史考证上没有这样的便宜，那个‘明明’的事实，在历史考证上恰恰是最为‘暗暗’。人们常说‘认识要与事实相符’，但必须两个东西都在明处，才能看他们是否‘相符’；若‘事实’本身在暗处，又如何判断关于这个事实的多项知识中哪一项与其‘相符’呢？”[2]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不会重演，所以汤因比才说，“历史学家经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让人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些沿着道路堆积的事实。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产生相当的程度作用。历史的事实绝非存在于人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3]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案件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面前，将其与自己判断得出的事实进行比对，看其二者是否符合，而只能在证据基础上，形成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即可确信其真实地发生过；如果证据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我们只能存疑待之，而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符合说”深信不疑？这与口供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具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正是口供的必取，支撑了“符合说”的成立。只有真正理解了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符合说”的实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被追诉者的口供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属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其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特殊法律效力，甚至立法还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事实上，口供却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法律效力，在办案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办案必须拿下口供，否则侦查一般不能终结。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位列其他侦查措施之首。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为拿下口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恩威并用。相比之下，其他证据种类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口供常常是鉴别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尺，从而对其他证据种类具有统帅、整合作用，[4]其他证据则处于从属地位。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与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者才会被采纳附卷，不一致者要么隐匿不用，要么做必要“加工”，使之与口供一致。再次，口供是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尽管法院的判决书几乎很少说理，也很少对证据的采信及运用进行论证，但判决书中一般都会写“该犯（一直）供认不讳”，或者即使庭审中被告人翻供，也会写上“有书面供述在卷”等，以此说明判决的真实性。可以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既是证据，又高于证据；既是证据，又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事实。

口供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二：一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历史影响远未清除。在历史上，无论中西，口供都曾经占有至高无上地位。在欧洲，口供曾被称为“证据之王”，是最完善的证据，有此证据即可定案。[5]在我国古代，实行“定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口供裁判主义。受此影响，在我国实践中，取得口供就等同于破案。而没有拿下口供，即使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般也不能结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公安司法人员普遍意识里，口供就是事实，口供就是真相。有了口供就等于有了“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如果缺乏口供，就相当于缺少“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符合说”也就不能成立，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由此，只有在被追诉者必须开口供述的司法体制下，“符合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在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司法体制中，“符合说”是不适用的。

二、沉默权之确立与“自由心证”之作用机理

自人类司法产生以来，追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刑事诉讼的目标。然而，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认识能力不同，确定事实真相的标准也不同。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认为真相难逃神的眼睛，神谕的结果就是真相。[6]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于被告人的口中。在英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前，“排除合理疑问”的证明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任何疑问都需要被告人开口才能澄清。[7]贝卡利亚也认为，“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8]司法人员为取得口供，残酷的刑讯是必需的，因此，一部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史，就是一部拷问史。

不可否认，真实的口供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两点因素使口供中心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口供常常偏离事实而失真；二是强迫被追诉者供述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与人道精神。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司法官员再也不能从口供中求得事实真相。而只能依赖证据来还原事实真相，判断真相的证明标准过渡到了“自由心证”时代。那么，“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案件真相在哪里？就在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信念中。这一信念就在办案人员的心中。

沉默权之赋予标志着人类司法进入了以人权保障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但同时沉默权制度也客观上增加了办案人员定案的难度。因为被追诉者开口坦白总是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只能以收集到的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口供中心主义时代，案件认定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供的真实与否，而在自由心证时代，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法官心证的客观与否。因为法官的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而“既有主观，就不免有主观主义的可能。”[9]所以“自由心证”制度的全部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的着眼点，均在于防止法官的主观臆断，尽量保证其判决的客观性。为此，在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基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证据裁判原则，即案件事实只能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得来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国家几乎都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强调裁判案件事实依靠证据，不再认可口供在裁判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改定律例》第318条规定：“凡定罪均须根据口供状”。到1873年将此条改为：“凡定罪均须根据证据”。在目前的日本，即使在那些被告人放弃沉默权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案件中，也要取得必需的证据，实行口供补强原则，而不认可口供具有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的效力。

为保证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许多国家还同时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判决理由公开制度等，以便当事人、社会大众以及上级法院对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进行监督。正如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判决），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10]

（二）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多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领域实行

拿体育比赛来说，在跳水、体操等主观色彩浓厚的体育比赛项目中，都实行多数裁判主体原则；而在一些客观性较强的项目如跳高、跳远等项目中，往往有一名裁判即可。在诉讼活动中，古代的口供裁判主义下由于实行拷问和“罪从供定”原则，只要取得口供即可定案，一个法官即可完成此项任务，因为被告人是否做出供述，一个人即可做出判断。但是，在实行自由心证后，由于缺少了口供，法官必须按照其他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做出判断，这无疑比依靠口供定罪的做法要困难得多。为了防止一个法官可能出现的主观臆断，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同时实行多数法官裁判的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并且要求法官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以保证判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知识是要求得到共同赞同的知识，全然不同于‘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看法。”[1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客观性”与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有所不同。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性完全对立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所谓“客观性”，是指与人的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一种“客观性”，其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也不与主观性相对立。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过程中的、不能脱离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比如，要求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证据；认识主体要中立、公正，具有自主性；认识结论要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与常识，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获得共识。这种“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客观性。“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具有更多的先验性，较少的相对性不同，有限的客观性是法律——或者任何解释性活动所能追求的唯一一种客观性，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客观性。”[12]

在裁判活动中，这种“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主体达成的“共识”，即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其要求有二：一是裁判主体应当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或寥寥数个；二是判决要求裁判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比如，在美国，刑事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死刑案件则要求全票同意，且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在法国重罪案件审判中，凡是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一审时最少需要12名法官和陪审员中的8人投赞成票，而上诉审时则需要10票赞成。表决中空白票或无效票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票数计算。我国香港的陪审团由7人组成，做出有罪判决最低要求5人同意，在废除死刑前，对于死刑的有罪判决必须是7人全体同意。

（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复合主体

裁判原则并不能当然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证据本身充满了主观随意性，裁判的结果仍然意味着主观臆断

为保证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这就是法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以法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言词原则要求对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方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的亲历性与证据的原始性，禁止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案卷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朗读侦讯笔录不仅违反实质的直接性原则，而且从真实发现的角度而言，并未接受诘问检验的侦讯笔录，其记载往往断简残篇、不一而足，单单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说的危险，法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13]

直接言词原则还可引申出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并进一步要求裁判者具有独立自主性。集中审判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进行，不得间断，直到法庭做出裁判为止。而在场原则要求从事法庭审理的法官必须始终在场，不得中途更换。只有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庭审中的证据才能发挥对案件事实的决定作用，而只有裁判者独立自主，也才能最终保证法官的心证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自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只有在不受非科学家的干预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这种独立自主性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对事实的认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之转型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75号


　　《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已经2007年7月24日市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代理市长　张祖林

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是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

　　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管理中心）是直属市人民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

　　市管理中心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的统一管理和运作，督促检查本市区域内单位和职工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情况，规范归集和使用行为，确保住房公积金安全运行，并依法履行《条例》赋予的其他行政管理职责。

　　市管理中心及其分支机构（分中心、管理部）实行统一的规章制度，进行统一核算。

　　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和使用依法接受省建设厅、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等监督部门的监督管理；依法接受市财政局的财政监督和市审计局的审计监督。

　　劳动保障、民政、人事、工商、税务、统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规定。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注册的各类企业（公司）、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央和省（市）及其外地驻昆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和上述单位的在职职工，均按照本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外籍和港、澳、台以及离退休人员，不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由管委会拟订，经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向社会公布。

　　管委会在拟订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确定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等重大事项前，可以采取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或者通过媒体广泛听取单位和职工的意见。



　　第五条　有条件提高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非财政供给单位，可以提出申请，经管委会或者管委会授权市管理中心审批，执行经批准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申请提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原则上不高于12%，最高不得高于15%，高出12%的部分，按照国家税收法律和政策计征纳税。



　　第六条　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缴存基数），不得超过市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不得低于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缴存基数，由市管理中心每年审核调整一次。申请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者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市管理中心每年受理一次。



　　第七条　停产、半停产、连续亏损三年以上或者不能正常发放职工工资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经市管理中心审核，管委会批准，执行有限期的缓缴或者降低住房公积金比例缴存，申请降低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不得低于5%。

　　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并正常发放职工工资后，应当及时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按照欠缴时段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比例补缴。



　　第八条　单位撤销、解散或者依法宣告破产时，其欠缴的住房公积金应当依法予以清偿。

　　单位分立、合并、注销或者改制时，应当在明确其欠缴住房公积金的补缴责任主体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计算单位欠缴住房公积金的数额时，缴存基数按照单位或者职工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确定；单位和职工均无法提供职工工资基数证明材料的，按照市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缴存比例，按照欠缴时段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比例计算。



　　第九条　职工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即被新单位录用的，原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转移到新单位。

　　职工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尚未被新单位录用的，原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转入市管理中心封存管理。职工被新单位录用后，新单位应当自录用之日起三十日内，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启封和转移手续。



　　第十条　市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依法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注销等手续。

　　工商、劳动保障和统计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市管理中心提供单位或者职工的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单位应当告知职工建立、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市管理中心和管委会指定的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受委托银行），应当向单位和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凭证。

　　市管理中心和受委托银行应当建立住房公积金信息化管理系统，为单位和职工查询本单位与本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提供服务。

　　市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单位和相关工作人员对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第十二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市管理中心申请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大部分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七）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户口迁出本市或者户口不在本市的。

　　依照（二）、（三）、（四）、（七）项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第十三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的房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管理服务费等费用：

　　（一）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

　　（二）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因重病、大病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

　　（三）连续失业两年以上且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

　　（四）遇到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严重困难的。



　　第十四条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应当向市管理中心提交所在单位核实后出具的提取证明和符合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提取情形的相关证明材料。

　　市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凭市管理中心的批准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



　　第十五条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购买、建造、翻建自住住房时，可以向市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贷款前正常、足额、按时缴存住房公积金并达到规定期限；

　　（二）自有资金支付的房款额不低于规定比例；

　　（三）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贷款偿还能力；

　　（四）无金融信贷等不良信用行为和其它可能影响贷款偿还能力的债务；

　　（五）国家及本省有关部门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规定中明确的其他条件。

　　前款第（一）项中的规定期限和第（二）项中的规定比例，由市管理中心拟订，管委会批准后执行，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应当向市管理中心提交贷款申请书和申请办理贷款的相关证明材料。

　　市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准贷款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凭管理中心的批准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



　　第十七条　市管理中心实现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按照规定计提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后的余额，属政府非税收入，全额缴入市级国库，纳入财政基金预算管理。



　　第十八条　市管理中心应当将上年度住房公积金的财务报告，提交市审计局或者市财政局审核后，经管委会审议，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市管理中心与受委托银行应当签订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委托合同并严格履行，同时，按照有关规定，为单位和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提供便利服务。



　　第二十条　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市管理中心投诉、举报。市管理中心应当在接到投诉、举报后三十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并告知投诉、举报人。



　　第二十一条　单位不依法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逾期不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市管理中心依照《条例》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二条　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手段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的，由市管理中心退回其单位核实，属单位责任的，追究单位的核实责任；已办理提取的，由市管理中心责令其限期退回违规所提款额，限期内未退回违规所提款额的，市管理中心可以停止其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资格，直至退回违规所提款额止。

　　以欺骗手段违法提取他人住房公积金的，由市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所提款额；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市管理中心责令贷款人限期退回违法所贷款额；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和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1995年7月1日市人民政府颁布实行的《昆明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批准实施的《昆明市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昆政发〔1995〕64号）同时停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