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设立奸淫幼女罪
—— 评法释[2002]7号司法解释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2002年3月15日两高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刑法第236条的罪名确定为强奸罪，取消了奸淫幼女罪罪名。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违背了刑法划分不同罪名的基本原则，不利于对幼女人身权利的保护，给学术界带来了困惑，给法律实务部门执法、司法带来了混乱。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修订刑法，单独设立奸淫幼女罪罪名。
一、奸淫幼女罪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两高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主要基于以下理由：《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处于同一法条，且无独立的法定刑，将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的罪名没有必要；强奸罪与奸淫幼女罪有许多貌似相同的地方，强奸罪足以涵盖奸淫幼女罪的全部内容；两高基于打击犯罪的功利性考虑，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有利于打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奸淫幼女犯罪。
实际上奸淫幼女罪罪名之所以在79年和97年两部刑法均予承认且适用二十余年后被取消，究其根源在于立法上的缺陷和打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刑事犯罪的功利性需要。79年和97年刑法典均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表明奸淫幼女罪立法从源头上讲依据不足，因为“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即按强奸罪对待，按强奸罪定罪，并在强奸罪的法定刑幅度内适用较重的刑罚。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均认为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上有诸多方面不同且奸淫幼女罪已作为独立罪名适用的情况下，97年刑法典仍作出上述表述是立法的一大失误，为日后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埋下了隐患；《刑法》第17条2款采用穷尽式列举的方式仅将八种犯罪行为列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未将奸淫幼女罪囊括其中是导致奸淫幼女罪罪名被取消的直接原因。由于79年《刑法》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采用列举式与总括式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辅之以司法解释，已将奸淫幼女罪囊括其中，不存在立法漏洞和放纵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而97年新《刑法》第17条2款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采用穷尽式列举的方式，仅对8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确定的罪名范围过窄，没有涵盖司法实践中青少年实施的危害性质明显、危害后果严重的全部刑事犯罪，存在明显的漏洞。规定虽然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严格控制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但由于立法准备不足、对青少年犯罪及新《刑法》适用七年来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认识，特别是对由于近年来受黑网吧、黄色书刊宣扬的色情暴力的影响，青少年犯罪已呈日益低龄化趋势的危害性估计不足，致使这一规定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放纵了对青少年实施的绑架、奸淫幼女、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等其他司法实践中多发的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使法益受到不应有的侵害，存在明显的缺陷，奸淫幼女罪不在其中即是缺陷之一。
正是由于新《刑法》立法上存在缺陷和打击未成年人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两高意图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弥补这一缺陷。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2月13日通过了《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解释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对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司法解释虽然解决了14周岁至16周岁的人奸淫幼女如何定罪处罚问题，起到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但是又产生了新问题：一方面，两高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的通知》中均将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并列规定，另一方面又在解释中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而16周岁以上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则定奸淫幼女罪。这种针对同样性质的犯罪行为根据行为人年龄区分罪名的标准显然是在立法有漏洞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弥补立法漏洞、实现打击青少年严重刑事犯罪的急功近利的做法，难免使司法实务部门对奸淫幼女犯罪行为的处理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乱境地。在立法有漏洞而司法解释又无法弥补缺陷的情况下，两高不得不再次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暂时解决了问题，但同时又带来一系列影响。
奸淫幼女罪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表明，由于立法机关不实施法律，预料后事很困难，立法遗漏不可避免，但是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的准确表述却超过司法机关，未给司法机关预留裁量空间，立法机关做不到的事司法机关很难弥补。立法的问题只能通过立法解决，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无法弥补立法的缺陷和漏洞，反而会破坏法治，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造成执法标准的不统一，带来更大的危害。正如《圣经》所言：将上帝的权力还给上帝，将恺撒的权力还给恺撒。因此，通过修改《刑法》的方式将奸淫幼女罪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解决与强奸罪适用中存在问题的唯一渠道，而不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取消这一罪名将其归入强奸罪了之。
二、强奸罪与奸淫幼女罪存在本质的区别，强奸罪不能涵盖奸淫幼女罪的全部内容
由于犯罪对象不同，两罪存在着此罪与彼罪的差别：
罪名涵义不同 强奸罪与奸淫幼女罪的罪名准确概括出两罪针对不同犯罪对象实施犯罪的本质特征：强奸罪犯罪的客观方面是复合行为，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与奸淫行为应同时具备，且违背妇女意志，强奸罪罪名涵盖了强奸罪的突出特点；而奸淫幼女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奸淫行为时对犯罪对象是否是幼女承担特殊的注意义务，即明知或可能知道被害人是幼女的构成犯罪，奸淫幼女罪罪名集中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方面认识因素的特殊要求。
构成要件不同 首先，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不同。强奸罪仅要求主观方面是故意，具有奸淫的故意，不要求对被害人有明确的认识；而奸淫幼女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可能知道被害人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幼女作为弱势群体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奸淫幼女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需要通过对奸淫对象是幼女这一客观事实的认识表现出来，因此，为了对幼女进行特殊保护，刑法将奸淫幼女行为规定为犯罪之时即要求行为人实施犯罪时对被害人承担特殊的注意义务。其次，客观方面的行为不同　强奸罪客观方面要求必须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而且行为必须违背妇女意志，由于已满14周岁的女性具有性自由权或性拒绝权，违背其意志应通过行为手段、意思表示、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等证据证明；而奸淫幼女罪可以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但这些手段只是从重处罚的情节，不要求行为人必须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也不论被害人是否同意，而且由于不满14周岁的幼女身心发育不成熟，辨认和控制能力不足，不能理解其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刑法便规定不满14周岁的幼女同意的性行为无效，即性承诺无效，法律推定违背幼女意志，无须证据证明。强奸罪以插入为既遂，奸淫幼女罪以性器官接触为既遂。再次，侵犯的客体不同　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的性自由权利或者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性；奸淫幼女罪表面上看侵犯了幼女的性权利，但由于幼女的生理、心理、智力等均未发育成熟，性行为会破坏她们的生长发育，势必影响她们的整个人生，因此奸淫幼女罪实质上侵犯的客体是幼女的身心健康，比侵犯妇女的性自由权利造成的后果和社会危害性要大得多。
三、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的影响
两高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将其划入强奸罪不仅会给学术界带来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会给实务界增加诉讼成本，甚至会从根本上动摇依据犯罪构成划分不同犯罪的基本原则。
对学术界的影响 取消奸淫幼女罪，将其归入强奸罪违背了根据不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区分不同犯罪（或罪名）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分则主要根据犯罪行为侵害的不同的同类客体将犯罪分为十大类，而将犯罪行为确定为４１０余个罪名依据的是不同犯罪行为的不同犯罪构成要件，这些犯罪或主体具有特殊身份、或侵害的客体不同、或行为方式及危害程度不同、或主观方面的内容不同，否则没有必要规定为不同的罪名。以侵犯财产罪为例，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相比，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都侵犯公私财产权，犯罪手段也有相同之处，主要区别在于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属于特殊主体，相应具备特殊的职务便利；而盗窃罪、诈骗罪则属于一般主体。同样道理，犯罪客体不同也会构成不同犯罪，杀人罪与投毒罪、爆炸罪、放火罪相比，主要区别在于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人的生命权利，而投毒罪、爆炸罪、放火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利，正是基于此才将其分别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而犯罪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区别也会构成不同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放火罪、决水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等以危险方法和以破坏特殊对象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与过失实施上述犯罪相比，其他要件均相同，惟独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不同，一个是故意，另一个是过失。因犯罪客观方面不同构成不同犯罪在刑法中是最为常见的，贪污贿赂罪中的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根本区别在于犯罪手段不同。因此，犯罪构成中任何一个要件的不同都会导致构成不同的犯罪，而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相比在主观、客观、客体等多方面不同的情况下，却将其划为一个罪名，显然违背刑法区分不同罪名的基本原则。
对强奸罪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响 不论将奸淫幼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作为与强奸罪相并列的构成要件，还是将其作为强奸罪的特例，必然使强奸罪的犯罪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即：强奸罪侵害的犯罪客体由单一客体变为复杂客体,既侵犯妇女的性自由权力,又侵犯幼女的身心健康；客观方面由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变为犯罪对象是妇女时,必须具备上述手段,而犯罪对象是幼女时则有上述手段与无上述手段均可成立，违背妇女意志与幼女是否同意均可成立，同一罪名针对不同犯罪对象形成插入说和接触说两个既遂标准；主观方面由故意即可变成如犯罪对象是幼女时必须明知或可能知道被害人是幼女，强奸罪犯罪构成的变化，形成了构成要件多个标准并存的局面，不得不使人产生困惑。
对实务界的影响 强奸罪犯罪构成的变化势必要求实务部门转变观念，重新认识强奸犯罪。公检法三机关在办案之初首先就应明确犯罪对象是妇女还是幼女，然后按照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办理案件并承担不同的举证责任。如在强奸妇女案中，办案部门主要证明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实施奸淫和违背妇女意志等事实，而在奸淫幼女案中则主要证明行为人明知或可能知道被害人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及奸淫行为，针对同一罪名的不同证据要求会使相应的实务部门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也会增加诉讼成本。
四、保留奸淫幼女罪罪名的意义及如何保留
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与成年妇女相比，自我防卫能力更弱，尤其需要刑法的特殊保护，而设立独立的罪名、严格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提高法定刑，以此惩治实施犯罪的行为人，震慑企图实施犯罪的行为人是保护幼女身心健康的最佳途径，惟有此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奸淫幼女罪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在现行刑法典中法律依据先天不足，但是其作为独立的罪名已经存在20余年，并在保护幼女身心健康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已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认同，即使作为独立的罪名有缺陷也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加以完善；如取消这一罪名，代之以强奸罪虽然暂时解决了法律适用中的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给学术界和实务界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存在，我们只能选择一个缺陷相对少的解决方式；同样，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也会付出代价，依据犯罪构成理论区分不同罪名的标准受到挑战，使几十年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受到损害，这也是得不偿失的。
针对特殊犯罪对象设立单独罪名是刑法的一个特点，体现出对特殊法益的特殊保护。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就体现了对特定公用设施的特殊保护，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猥亵儿童罪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同时并存和嫖宿幼女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的设立均体现了对儿童身心健康权利的保护，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以及拐骗儿童罪的设立体现了国家对妇女和儿童人身自由权利的保护，而不解救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则从反面体现国家工作人员未尽对妇女和儿童的特殊保护职责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可是这一特点为什么对最需要设立单独罪名保护的奸淫幼女犯罪例外呢？很难让人理解。
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来看，设立单独罪名是必要的，因为奸淫幼女罪是强奸罪无法替代的，这也正是两高在现行刑法典中将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立法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仍然确立奸淫幼女罪罪名的动机。同时，高法在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和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后，又分别于2000年2月13日、2003年1月8日下发了两个有关奸淫幼女犯罪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奸淫幼女犯罪的突出特点，加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甚至对幼女保护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端程度，以至引发了法学界一场轰轰烈烈的刑法严格责任的大讨论，也说明奸淫幼女罪具有特殊性，设立单独罪名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在适当的时机通过颁布《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第236条2款、3款，取消"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将第3款有关奸淫幼女的内容从强奸罪中剥离出来，设立单独的条款和法定刑专门规定奸淫幼女罪，同时应在总结刑法实施20余年来青少年犯罪规律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新特点修改《刑法》第17条2款，将奸淫幼女、绑架、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等其他司法实践中多发的严重刑事犯罪囊括其中；两高随后应通过清理司法解释和文件的形式废止包括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在内的与立法相冲突的奸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释。这样不仅在立法上使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的罪名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使特定对象的特殊法益得到保护，而且为司法部门将保护幼女身心健康的法律责任落到实处创造了条件。
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公共秩序的运用

严海 浙江大学法学院

[内容摘要]：公共秩序是拒绝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理由之一，由于其标准难以确定，在实际运用中遇到了诸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广泛接受的公约，美国和欧盟在这一问题上都采取限制适用的政策，而中国的相关立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共秩序必将继续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 公共秩序 海牙公约 布鲁塞尔公约

一、基本问题概说
（一）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基本问题
一国法院的判决本应只在法院地国发生效力，但是随着各国交往的日益密切，任何国家为了自身利益，都不得不承认外国的民商事判决在本国具有法律效力。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一个国家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学者们提出过不同的理论学说，包括国际礼让说、即得权说、债务说、特别法说、互惠说和一事不再理说等〔1〕。但是究其本质还是因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符合国际民事发展的需要，因而各国为了及时妥善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维护本国法律的权威，无不积极谋求私法领域的国际合作，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相互承认和执行他国法院的判决。〔2〕
当然，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并不是无条件的。由于各国在政治制度、法律意识，以及司法组织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同时由于执行外国判决会给内国带来的各种冲击，在所有国家的国内立法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中，都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应遵守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原判决国法院必须具有合格的管辖权、外国法院判决已生效、外国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是公正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不违反内国公共秩序等〔3〕。在这些众多标准中，有关公共秩序的适用由于范围难以确定，非常灵活，在实践判断中往往难以把握，是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有关公共秩序的基本问题
公共秩序，英美法系又称“公共政策”〔4〕，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已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和采用。从狭义上说，公共秩序主要是指法院在依自己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某一外国法作准拒法时，因其适用的结果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基本道德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拒绝或排除适用该外国法。而一般学者都认为，广义的公共秩序概念还应包括内国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违背内国公共秩序的外国法院判决或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5〕。外国法院的判决不与内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一个条件，各国法律均作了明确规定。因为公共政策条款是一种保护性条款，各国规定这一条款，都是为了保护内国国家的重大利益，维护内国的基本政策及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则，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外国法院判决在内国的承认与执行而受到威胁和动摇〔6〕。
同时，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比较而言，一国法院对涉外民事案件作出的判决要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所需条件和审查程度都会更加复杂，其原因主要是司法诉讼和仲裁的性质不同，仲裁机构纯粹是民间机构，裁决的作出也往往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而法院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辖权具有强制性，作出的判决也是国家行为的范畴。〔7〕再加上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公约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因此各国在援引公共秩序时往往比较谨慎，但在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公共秩序则成为一种惯用的抵制手段，其涉及到的问题也就更加复杂。

二、有关运用公共秩序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标准的几个问题
公共秩序既是用以拒绝使用外国法的一种传统理由，也是用以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和外国判决的一种重要依据，几乎与之有关的每一项条约都订有公共秩序条款。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秩序是一国维护其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最强有力的一道防卫线。一方面，由于公共秩序实际内容的不确定性，其范围可以界定得相当广泛；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秩序内容的含糊性和多变性，其适用时法院和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正因为如此，尽管各国对公共秩序普遍都已作了规定，但要明晰地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规定其适用的标准和范围，却是十分困难的，给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是不可能的〔8〕。但在运用公关秩序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依据应为国际公共秩序
许多国际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承认国际领域中的公共秩序与国内公共秩序的区别，他们认为，在内国案件中适用的国内公共秩序理由可能是合适的，但国际领域的公共秩序应比国内公共秩序受到更多的限制，一般只违反有关国家真正根本的法律秩序观念时才得以适用。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方面，《纽约公约》就将《日内瓦公约》中与公共政策并列的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理由的“一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删去，目的是减少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况，从立法旨意看，其使用的公共秩序应该是国际公共秩序。〔9〕尽管执行外国判决方面还没有一个广泛参与的公约，但从国际私法的发展方向看来，将公共秩序限定在国际公共秩序是一致的共识〔10〕，在执行外国判决领域也是如此。尽管本国法律无此规定，或规定与外国相反，只要该判决的执行不会对内国的公共利益造成威胁，不会对内国有关善良道德和公共福利的基础造成破坏，就应该予以执行。
当然，认定某一判决违反公共秩序，还是由执行地的法院进行的，其有权适用本国公共秩序审查判决的执行效力。因此，认定是否违反公共秩序，其适用的法律仍然是执行地国的法律，但是是以国际公共秩序为标准来决定外国判决的可执行性，这点并不矛盾，因为国际公共秩序一般都是被一国的国内法承认的。〔11〕所以将国际公共秩序作为标准并不代表与内国公共秩序无关，只是对公共秩序的运用采取更严格的标准，而一般学者在表述上还是使用“法院国的公共秩序”这一说法。
（二）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是因为其执行结果将有损公共秩序
关于适用公共秩序的标准是外国法院的判决本身违反了公共秩序，还是承认和执行的结果违反了公共秩序，国际社会的做法并不统一。〔12〕有的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规定，外国法院判决本身不得违背内国的公共秩序，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之一是：“外国法院的判决，不违背公关秩序和善良风俗”；1982年前《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第91条规定：“外国法院的判决如违反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则不应承认。”；1979年美洲国家《关于外国判决与仲裁裁决的域外效力的公约》第2条规定：“凡第1条所指的外国判决、裁决与决定，符合下列条件者，在各成员国均应有域外效力：……不与要求其承认和执行它们的国家的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原则与法律存在明显的抵触。”；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我国也是属要求外国法院判决本身不得违反内国公共秩序的国家之列。也有的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规定，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结果将有损于内国的公共秩序，内国法院才拒绝承认和执行，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27条第1款规定：“如果对外国判决的承认明显地不符合瑞士的公关秩序，在瑞士应拒绝承认该判决。”；1971年海牙《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和商事判决的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承认或执行判决与被请求国的公共秩序明显不相容，或者判决时在未予任何一方当事人充分机会陈述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该外国法院的判决。”
对这两种立法例进行比较，不难看出第二种方案，即要求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不与内国的公共政策相抵触的做法是比较妥当的，这主要是因为各国之所以规定公共秩序这一例外条款，完全是为了保护内国国家的重大利益，维护内国的基本政策及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则，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外国法院判决在内国的承认和执行而受到威胁和动摇，问题的关键不是在抽象的外国判决，而是在具体执行外国法的结果如何，因此以执行结果作为标准在维护了公共秩序的同时也有利于个案的公正解决。例如一外国法承认一夫多妻制，而内国法律主张一夫一妻制，如果在对该丈夫遗产的判决中涉及数个妻子的继承问题时，尽管外国法的一夫多妻制与法院地公共秩序相抵触，而执行时采取结果说，给予执行该判决，显然就更为合理。〔13〕
（三）此处的公共秩序与排除外国法适用中公共秩序的范围是相同的
公共秩序原则在排除执行外国判决中和其在排除外国法适用中所起的作用与范围相比，在一些人看来要小一些，因为承认外国判决只是承认已从国外获得的权利，因而在这里坚持公共秩序的需要程度也比获得实体权利时小。正因为此，“法国法院可以承认解除婚姻的外国判决的效力，同时，却在配偶双方的所属国法律允许解除婚姻时，却仍然拒绝解除有关的婚姻。”〔14〕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外国法律规范的适用方面，涉及的是外国法律规范的一般性的问题，而在外国判决的执行方面，涉及的是外国法律规范的具体个别的问题，公共秩序在两种情况下是一致的，只是层面不同，而作用和强度也是一致的。

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公共秩序运用的国际立法概况
调整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法律既包括国内法，也包括国际公约、地区性公约和双边协定，然而这两些法律渊源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复杂，相关规则相互冲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从而导致域外的商事活动成本大大增加。下面就分别介绍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规定公共秩序运用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国际立法、司法实践，即海牙国际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公约、美国的判例体系以及欧盟的地区性公约。
（一）海牙公约的规定
由于各国对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保护当事人利益，促进国际合作，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条约方式，统一规定这种制度。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一直致力于制定一个广泛参与的有关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的专门公约，并于1972年通过了迄今为止最富有创造性、合理性和完整性的专门性国际公约《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和商事判决的公约》〔15〕，该公约在第5条对公共秩序的规定在前文已经引用，然而由于加入国太少，这个公约所起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近年以来，国际社会一致呼吁制定一个新的公约，但是各国存在分歧较多，直至2001年才推出了新的草案，但是因分歧依然存在，新草案仍被搁置〔16〕，现在起草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要使更多国家参与，必须对条约内容进行削减，尽量使各国能达成一致的地方成为公约最终条文，各国在公共秩序作为一项重要的条文并无异议，如果公约能够被大多数国家签署，必然可以使外国判决的执行更加便利。
（二）美国的规定
作为判例法国家，美国早在1895年的希尔顿诉吉欧案（Hilton v. Guyot）〔17〕中确立了执行外国判决中的公共政策例外原则，当然法院也意识到这种例外原则很容易被滥用，被告可能会在外国法院与美国法院判决不同就要求援用公共政策条款拒绝执行该判决，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应用，并设立了很多的标准。在阿克曼诉赖文案（Ackerman v. Levine）中，法官指出“适用公共政策例外的标准是很高的，实际中很少满足”〔18〕；在洛克斯诉标准石油公司案（Loucks v. Standard Oil Co.）中，法官指出“并不因为该案依本地法院判决与其他地方法院不同就拒绝执行其判决”〔19〕；在湖人航空公司诉比利时世界航空公司案( Laker Airways Ltd. v. Sabena, Belgian World Airlines)中，法官也同样指出，“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判决执行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20〕。这一系列的案件都表明，美国法院并不会因为一个案件在外国的判决与该案在美国的判决不同而拒绝执行，只有当外国判决有损公共健康、公共道德、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等重大事由，才可援用公共政策来拒绝执行。
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美国法院在其判例中列举出适用公共政策的明确标准，但是通过一系列判例，也确立了在哪些情况下应适用公共政策拒绝执行外国判决，哪些情况下应该适用公共政策原则。具体得说，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情况主要有：
第一，带有刑事惩罚性质的判决。在菲律宾诉威斯丁豪斯电器公司案（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中，新泽西地方法院认为菲律宾法院判决中超出了对原告损害的赔偿，明显带有刑事惩罚性质，不应执行。〔21〕这与刑事案件的判决一般得不到域外执行的道理相似。
第二，原告的不当行为引起的被告赔偿判决。这类判决在美国比较常见，比如在杰夫诉斯诺案（Jaffe v. Snow）中，由于原告在保释期内违反保释规定以致受到了被告的侵害，法院拒绝执行加拿大法院的要求被告赔偿的判决，认为是原告自己的过错导致了该侵害〔22〕，法院这样做是害怕执行这类判决就等于是承认了原告先前的行为合法的，从而构成对美国司法信仰的一种挑战。
第三，诽谤案的判决。在外国诽谤案的判决依据的标准与美国公共政策相违背时，美国就会援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拒绝执行该类判决，比如美国就曾拒绝执行一个英国法院的诽谤案判决，因为在英国，即使被告的言论是完全真实，披露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疏忽责任，也必须承担责任，而美国认为这样的判决是侵犯了被告的宪法权利，即自由言论权，从而不予执行〔23〕。
从上面的判例可见，美国对公共政策在拒绝执行外国判决中的运用非常之谨慎，还有大量的判例中美国法院拒绝了被告要求法院援用公共政策，比如执行归还赌债的判决〔24〕，执行外国法院先予执行的判决〔25〕等，虽然这些判决的内容在执行地法律并无规定，甚至是做了相反的规定，但美国法院认为执行这些判决不至于损害公共政策，依然给予这些判决在美国的执行力。
（三）欧盟的规定
法律的统一是欧洲实现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早在196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于布鲁塞尔制订了《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该公约第27条规定，缔约国有权拒绝承认外国判决如果承认该判决违反该国的公共秩序。1988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又以布鲁塞尔公约为蓝本，在卢加诺制订了一项新的《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并在公共秩序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的第三议定书的规定，对该公约的解释权在欧洲法院。同美国法院的做法一致，欧洲法院在公共秩序在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运用也进行了狭义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适用的范围较美国更加狭窄，因为现有的司法实践表明，通常只有在判决违反了布鲁塞尔公约的正面规定，才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执行。比如，布鲁塞尔公约第27条第2款规定，缺席判决如果没有经过对被告的适当通知，则不予执行。德国法院就曾以荷兰法院对被告未尽合理通知义务就作出的判决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执行该判决。〔26〕
布鲁塞尔公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规定了在一些情况下不能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执行外国判决，第28条第3款规定，不能仅以外国判决是由不具管辖权的法院做出为由而援用公共秩序例外条款。这主要是出于提高判决执行效率的角度考虑，欧洲法院也在其判决中强调，执行地法院不应审查原判决法院的管辖权。欧洲法院对公共秩序的态度非常谨慎，这种以事实和条文作为依据的做法使得公共秩序原则不会被滥用。〔27〕
在欧盟，除了统一立法之外，欧洲各国都有自己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相关立法，其基调是与布鲁塞尔公约一致的。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判决的执行的问题，惩罚性赔偿在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应用极为广泛，欧洲大陆的国家由于强调民事赔偿的补偿性，对美国法院的这类判决往往持否定的态度，而他们拒绝执行这类判决的理由就是公共秩序原则，但是近年来，包括德国和瑞士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开始执行这类的判决，其前提是要有确凿证据证明一笔惩罚性赔偿金主要用于补偿而不是单纯的惩罚。〔28〕

四、公共秩序在中国的运用及其展望
（一）我国的规定
我国在各种法律条文中都没有使用公共秩序的概念，但在需要的地方都作了相关的规定，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虽然规定也比较笼统，但是也是将公共秩序的运用设立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在实践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我国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起重要作用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也都规定了公共秩序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五）裁决的强制执行有损于被请求一方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二十一条规定：“除下列情形外，裁决应予承认并被宣告可予执行：……（六）裁决中包括有损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内容。……”。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没有在立法上使用“公共秩序”这一概念，仅用“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代替公共秩序的概念，不是很明确，也不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公共秩序的内涵已经被广为接受，既然在司法协助条约中可以使用这个概念，在国内法条文中也应该统一使用这一名称；第二，没有采用结果说，直接规定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违反了公共秩序就不予执行，而不是从执行的结果考虑；第三，没有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公共秩序的运用作出指导性的解释，虽然公共秩序条款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其具有不确定性，是个自由裁量的弹性条款，在因事、因地、因时的不同而灵活适用而起到保护国家利益的作用，不可能要求立法者穷尽适用公共秩序的情况，但我国作为成文法的国家，判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就造成了公共秩序条款比较空洞，很容易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有的法院任意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宽泛解释，扩大该制度的适用，以是否损害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作为评判外国判决的执行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尺度，这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声誉，阻碍正常的对外经济交往。

（二）对公共秩序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运用的展望
在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中，公共秩序是最不确定、最广泛的因素。而鉴于公共秩序“安全阀”的作用，虽然人们都很担心该例外会被滥用，但其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各种双边、多边条约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国际社会都倾向于限制该原则的适用，而且都把公共秩序当作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最后防线”〔29〕，只有在其他措施不能保护一国利益之时，才运用公关秩序例外。确实，公共秩序与其它拒绝外国判决的理由相比，不是用来保护某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完全是从国家利益的整体考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限制公共秩序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运用是很合理的。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多，涉外民事判决的日益普遍，公共秩序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作用是不会减弱的，只有依靠各国加强合作，对其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才能促进国际民事交往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