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


九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九府发(2001)14号

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九江市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庐山管理局，九江、共青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及驻市有关单位：
 《九江市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一年四月六日


九江市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办法（试行）

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根据《劳动法》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工作的通知》（赣府发〔2000〕30号文件）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订本办法：
一、总体目标
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紧密围绕市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为突破口，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企业和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初步建立起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对企业新产生富余人员 ，原则上不再安排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 将按进入市场就业的合法途径解除劳动关系，由失业保险基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
二、职工劳动关系的解除
（一）下岗职工出中心劳动关系的处理。
1、在本企业通过竞争上岗的，企业应终止中心协议，停止基本生活保障，依法变更劳动合同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2、与用人单位有了半年以上事实劳动关系，收入较为稳定的，企业应终止中心协议，停止基本生活保障，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一次性安置补偿费（以下简称“安置费”），由新的用人单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3、已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具有必备的经营手段和条件（场地、设施、交通车辆等），从事个体劳动半年以上，且收入较为稳定的，企业应终止中心协议，停止基本生活保障，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
4、重新上岗后又下岗的、劳动合同到期的、3年中心协议期满的，企业应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转入失业的，办理失业登记后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二）改制改组中职工劳动关系的处理。
1、国有企业改制改组后，职工原有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自动消失。企业原有职工是否进入改制改组后企业，应根据改制改组后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尊重职工个人意愿。职工要求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必须提前30天用书面形式通知职工。
2、进入改制改组后企业的职工，原企业必须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可将相当于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标准的资产转入改制改组后的企业，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自动消失，由改制改组后企业与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统称企业员工。
3、未进入改制改组后企业的职工、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制职工、在规定时间内不与企业办理有关手续的停薪留职（含“两不找”）职工，原企业必须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转入失业的，办理失业登记后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三、经济补偿金和安置费的支付标准
解除职工劳动关系，按《劳动法》及配套政策文件规定，由企业按其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每满1年发给1个月的工资，低于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按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经济补偿金，其中：转入失业的，办理失业登记手续后，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被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如果不领取经济补偿金、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可以自愿选择按每人每年工龄500－700元的标准申请安置费。
（一）进中心下岗职工协议期未满，自愿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可按进中心3年（合同制职工以在中心的实际合同期限为准），其未领取部分的基本生活费由中心一次性奖励给个人，同时由企业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
（二）进入改制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用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一次性购买原企业的国有股份，可按1比0.5或1比1的比例配送股份。
（三）不进入或进入后要求离开改制改组后企业的职工，自愿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必须按其离开原企业可享受的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支付给职工。
四、社会保险的接续
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不管改制改组分流到哪里，也不论到何种类型企业就业或自谋职业，其原有的社会保险关系都可以接续，其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下同）连续计算。
（一）已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自谋职业或本人有能力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可以直接到社会保险机构缴费或者到市劳动保障部门的技术工人交流中心申请劳动保障业务代理，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其缴费的工资基数可在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300%之间，由本人自主确定；缴费率按国家规定执行。
（二）在解除职工劳动关系前，企业和职工个人因各种原因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应由企业和个人分别补足，并按比例记入个人帐户。被新的用人单位招用的由单位和个人继续缴费，自谋职业的由本人继续缴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均可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
（三）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职工，不发给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由企业一次性为其缴足养老、医疗保险费，并按不低于城镇居民最低保障线标准，一次性发给退休前的基本生活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四）固定职工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可用在中心协议期内未享受完的基本生活保障费、企业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和可享受的 失业保险金，先一次性交纳10年的养老保险费。10年内退休的缴费计算到法定退休年龄为止，结余部分可作为基本生活费发给个人；10年后退休的个人要续缴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养老保险费。以上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个人可直接到市劳动保障部门办理退休手续，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五）2000年12月31日前签协议进中心的下岗职工，男性年满50周岁（含50周岁）、女工人年满40周岁（含40周岁）、女干部年满45周岁（含45周岁）的，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本人可申请与企业签订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协议，并享受以下待遇：
1、在协保期间，继续按进中心下岗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规定，由企业为“协保人员”代缴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
2、中心协议期满后的24个月内，由市劳动就业服务局比照失业保险规定的有关待遇为“协保人员”核拨生活费。
3、“协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由企业代其办理退休手续，并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4、在协保期间，如因企业兼并、收购、重组，对已签约人员，由新企业继续履行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协议；如果企业破产、关闭，可通过资产变现，抵补应继续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五、经济补偿金和安置费的筹集
解除职工劳动关系时所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主要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进行资产量化、行业调剂、财政支持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
（一）对有净资产的企业。
1、出售经营性资产。
（1）凡需变现本企业国有资产用于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的，必须由有评估资质的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作价，经市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后进行竞价或协议转让；
（2）凡以企业库存物资、商品（产品）折价用于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的，必须在职工本人自愿接受的前提下，经物价部门核价后按商品成本价或略低于成本价，折算成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
（3）凡将有效资产（旧设备、机器、工具等）用于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的，必须由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作价，参照招标形式在自愿申请的职工中公开竞价进行，并严格履行相关手续。
2、拍卖企业沿街门点。
对城市建设改造中被拆迁的企业，原有的沿街门面房、新门点一律不再回迁，统一由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向社会公开竞价拍卖。变现资金连同拆迁补偿费、职工安置费和地块收益（含增值部分），专项用于企业解除职工劳动关系。
3、资产量化。
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进行改制改组的企业，国资、审计部门按法定程序对企业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清算、审计，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后，再用净资产按解除职工劳动关系时应支付个人的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标准量化给职工。
4、土地变现。
对确实无力筹集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的困难企业，经市政府批准，允许用企业国有土地变现所得优先支付。即由企业主管部门牵头，向市政府提出土地出让申请报告，并提供拟出让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有关手续，由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收回无偿划拨的国有土地后，统一交给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进行公开竞价拍卖，拍卖变现所得上缴市财政，由市政府统筹安排该企业及系统内解除职工劳动关系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
（二）对资不抵债的企业。
1、破产企业土地没有设置贷款抵押的，由市国资委或其授权机构组织变现，变现资金设立“职工安置资金”专户。
2、土地、厂房已设置贷款抵押的，允许用企业国有土地变现所得优先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不足部分由市政府协调解决。
3、用产权归企业所有、能出售而未出售的职工住房和职工已购买40%产权的住房剩余的60%产权，按当年成本价抵付。
4、申请资产托管垫付资金。
（1）企业需垫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时，应将当月的资金需求量提前1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由市国资委根据企业资产托管情况，垫付所需资金；
（2）凡符合垫资条件的企业，其资产托管程序和取得垫付资金必须严格依据市财政部门有关规定规范操作，保证垫付资金及时收回。
5、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经费。
六、各有关部门支持配合
市政府各职能部门要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维护社会稳定。
（一）各商业银行部门对企业所欠的债务，要采取宽松灵活的政策追求适当返还，资产变现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安置费和社会保险费的清欠。
（二）房产管理部门要对企业用职工住房产权作价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后，及时向产权清楚、手续完备的职工发放《房产证》。
（三）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劳动用工的规范管理，督促各类用人单位招聘、劳动者求职在经批准的合法职业中介服务机构中进行，尽快建立以劳动保障业务代理为中心，职业介绍、就业指导、职业技能鉴定、劳动合同鉴证、劳动争议仲裁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加大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的力度，认真搞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发放，努力完善独立于企事业之外的社会保险体系。
七、其他
（一）本办法由市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论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规定

秦前红*


宪法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通常要体现三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追求：首先，宪法旨在并且应当用于保护公民自由权，财产权及其相关制度；其次，宪法旨在并且应当用于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第三，宪法旨在并且应当用于促进公共参与。宪法要通过上述追求反对以下两种不同的进路：一种是传统的通过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进路，另一种是强调个人权利绝对重要性的进路。因此，现代国家都在宪法内明文肯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存在和价值的同时，也或多或少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但如何在一个正确理念和价值观的引领下，使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实现，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以完善的运作，无疑对宪政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为参照，探讨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

一、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立法表现方式
我国现行宪法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概括式的立法方式
以概括限制的方式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外国宪法多有此例。比如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我国宪法也采用了这样的立法体例，并在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里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首先，新中国成立后曾颁布了四部宪法和一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但只有现行宪法（即82年宪法）做了如此规定，这表明当时的修宪者为了宪法的科学性，力图借鉴外国立宪的合理模式；其次，修宪者结合中国的国情，表达了一种集体主义优位的诉求，因此“公共福祉”的语词在我国宪法的文本中置换成了“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再次，概括保留的立法方式，意在表征宪法对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视同仁之保护，但却可能忽略了具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本质或形式差异。
(二)区分式的立法方式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之规定除了集中体现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以外，另外在第一章总纲的若干条款中也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宪法依据不同目的和各种具体基本权利的不同性质，做了区分式的限制规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1．专门性法律限制。这里的法律有特定的指涉，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通过的规范性文件。采行法律专门限制的方式，有多个条款。比如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
2．附条件的法律限制。此种限制方式在肯定国家公权力机关有权依照法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为了不妨碍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和行使，避免公民基本权利的空洞化，因此，对该权利限制的可能性和条件做了更加明晰化的预设。比如，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到底那些权利宜采取此种限制方式，以及如何合理地预设限制条件，限制的范围与程度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国今后修宪时应当特别重视的问题。
3．一般性法律限制。按照现行宪法第33条3 款之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我国任何公民都可在坚持该项原则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自由空间，健全自己的人格质素，以期形成一个良好的宪政秩序。本条相对于宪法第51条而言，它要附属于后者所表达之限制目的，同时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当不同宪法条款所确认之公民基本权利因价值位阶不清晰而发生冲突时，其取舍就必须以宪法第51条所表达之价值理念为据。有鉴于此，宪法第33条3款之规定，仅构成宪法51条之补充，它只是区分式立法方式的一种，似不宜被单独看作一个概括式的限制条款。
4．隐含性（空白性）法律限制。其专指宪法有关公民具体基本权利的条款规定中，没有任何关于此项权利的限制规定，但这并不意味它的享有和行使是超限制的和无限制的。因为权利和自由以法律存在为前提，那里没有法律，那里便没有权利和自由，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宪法和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限制。任何权利包括以本立法例表现的权利，都不得不受宪法所表达和追求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秩序的限制。法国连带主义法学家狄骥认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世而立，每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必定要发生各种社会连带关系，社会的基础便是社会全体成员由于需要相同和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连带关系）。由于社会连带关系的存在，而有一种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准则，这些准则构成社会客观法，是国家与法律的基础，个人必须服从，因此权利自然要受到限制。1我国现行宪法采用隐含性法律限制方式的条文有许多，例如：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5．反向式法律限制。依照国外通行之立法例，对公民基本权利之限制，主要指公权力机关应如何秉持社会公益原则，而对公民权利加以限制。从立法例之常规来说，罕有在一个条款中既肯定公民具体基本权利的同时，又规定公民行使该项权利的目的、动机和方式。2因为其一，这样立法使人难以辨别立法者的真实动机意在肯定公民权利抑或是否定公民基本权利；其二，成文宪法国家大多要通过部门法将宪法之规定具体化，部门法可更从容和充分地规定公民权利行使的边界，故宪法之规定未免显得多余；其三，纵使由于立法不能做到“无缝隙化”而导致宪法必须“司法适用”3，亦可仰赖“司法者的理性”援引宪法第51条和第33条而实现防止“权利滥用”的目标。我国宪法第35条在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又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规定直接针对个人设置义务，未免混淆了宪法与部门法的不同功能。又比如，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姑且不论公民人格尊严受到损害的表现形式是否仅限于侮辱、诽谤和陷害，其实暴露公民隐私、暴力残害身体等亦可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因此，本条款无疑存在逻辑不周延的问题，而且，本条款赋予国家一种积极的义务来排除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更会造成宪政逻辑的困境。

二、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即法律保留应成为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所奉行的一种基本权利限制制度，该制度强调任何情况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必须以代议机关（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法律为准，与之相适应的是，涉及一个法律（限制人权）的解释时，应该采取最有利公民权利之方式。4
法律保留原则的产生源自于在分权式的国家架构下的所确信的法治理念，即对民意机关（国会或议会）行使权力的信任和对行政权力专横的恐惧。其思维进路在于：国会代表都来自于直接委派或选举，他们定会理性地行使权力；其二，即便是国会通过了对人民自己不利或有害的法律，那也只是人民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其三，权力的官僚化通常表现为行政权力的扩张，这是自由和权利经常受到威胁一个重要来源。上述思想在许多著名的法律思想家的论述中，都可以找到理据。比如英国著名的法律学者布来克斯通认为：“对这个王国的自由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必须把这种最重要的信任托付给议会的成员，他们因正直、刚毅和博学而声名显赫；因为正像伟大的财政大臣伯利勋爵的那句著名的格言所说的那样：英国永远不会被议会毁掉。”5戴雪在描述他那经典的法治观念时，则更是流露出他对议会的推崇和对行政权力的怀疑。他说法治这一概念有三层含义：首先，“常规法律……享有免受 专断权力影响的绝对至上性”；其次，它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所有阶层都平等地服从于由普通法院加以适用的本国领土上的普通法律”；最后，这一概念是一个表达下述事实的公式：在我国的制度中，“私法原则是……通过法院和议会的行动而得到确立的，这种行动旨在确定国王及其臣民的地位”。也就是说，“宪法是本国普通法律的结果”，而且，“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它的结果。”6伯特曼则更直接地说：“法律保留制度能成为宪法之制度，是国会取得权力的表现，也是国会权力受到宪法信任的表现，并借此来防止人民权力遭到第二权（行政权）及第三权（司法权）非法之侵犯。7
法律保留之原则的确立对于公民权利之保障和防止公权力之滥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法制实践的发展，它也暴露出许多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它对国家三种权力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有过于机械之嫌，并不能与不同权力的具体表现相吻合。比如，立法权力并不值得绝对信任，代议机关也会臣服于某种专横意志或因为利益的偏见而制定出许多不合理性甚至是反人民利益的法，希特勒时期的国会表现可视为上述观点的确证。相反，司法权力以其执掌者的智慧和稳健以及优良的职业品质，却常常成为人民权利的有力保护者，美国司法机关的总体表现可印证这一结论。
第二，法律保留原则绝对排斥行政自由裁量，信守消极主义国家的理念，崇拜自由竞争的神奇效应，但市场的失灵导致政府合法化的危机，贫富分化、社会冲突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其扮演的角色。公域与私域界限的日益模糊，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使立法机构疲于奔命难以应付，行政权的膨胀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行政规章的大量出现，使议会立法相形见绌，行政司法机构的存在和管辖范围的扩大，对正规法院的司法垄断权及司法自治构成严重挑战。如何消解法律至上与行政能动的持续紧张，也成为法律保留原则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出于公民权利在宪法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出于民主社会以多数意志约束少数或个人的当然逻辑，法律保留原则在当代宪政体系中便有了持续存在的充分正当性。法律保留成为我国宪法原则的应然性在于：
第一，由人民主权原则逻辑性推导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行使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构成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基本形式，因此作为民主的起点和归宿的公民基本权利，自然只能由人民代表按照人民的意志予以保障或限制；
第二，中国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不是平行于立法权的第二权或第三权，如果让一种派生权力去扮演“原生权力”的功能，则不但会突显立法作用的确失，而且这种公权力的逆向 行使，会造成宪政核心的错位乃至于动摇宪政的根基。
第三，我国专门性宪法保障机构的缺位以及宪法不能司法适用的实际状况，导致一旦开启行政权干预公民权利的闸门，那么在中国历史既定的专制和集权背景下，行政权一定会以公共理性的化身和公民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之面貌出现，而导演出一幕一幕的侵权悲剧。
第四，我国具体的法制实践表明我国正力图接受法律保留原则的精神。我国近年来分别加入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而这两个公约恰恰充分表达了应依法限制公民权利的精神。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第2款就明确规定：基本权利中的某些人权，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不得进行限制。即“不得根据本公约关于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克减基本权利之规定，而克减以下基本权利，如生命权，禁止或反对酷刑等。”第22条第2款也规定：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种权利之行使。

三、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建构与实施的几个问题
（一）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整合，消弭法制不统一的弊端。我国现行宪法一方面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律的职权，但在第62条第2款具体指明基本法律所应调整的范围时，却仅限于列举了民事、刑事、国家机构的组织等事项，而未明确指明基本法律是人权保障具体法的功能，导致宪法第89条第11款、第12款规定：国务院要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要保障华侨和归侨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样便使基本权利应受法律保护和限制的价值应然性在宪法中模糊不清。同时，宪法仅突出国务院保护少数民族、华侨、归侨和侨眷（不论及其他阶层和个人）“正向自由”的职责，8其正当性自然会受到追问。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更加放大了宪法在基本权利保护制度上的缺失。立法法不仅进一步缩小了基本权利法律规制范围，而且在第9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可以采取授权立法的形式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问题，这样因宪法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所造成的“制度断裂”，便会使宪法明示和隐含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授权法中“虚化”甚至“空洞化”。
（二 ）法律保留以维护公益为目的，从一定角度而言法律保留原则对于公益原则来说，具有工具意义。公益不仅关涉到政治本身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同时它也是维系和表征一个政治共同体健康的重要指标。诚如孟德斯鸠所言：没有一定的道德习俗，共和国就不能存在，或不能长久。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必须有一种这样的“品德”：公民必须将国家（ 城邦）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乐意为国家的福祉牺牲自己的意愿。9公益原则的逻辑隐含着一种公益与私益二元对立的观念，因此宪法一方面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及其保有和行使这个权利所带来的私益，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个利益可能会损及公益，立法者如何以法律的方式来消弭和调和这种紧张关系，是法律保留原则要善待的问题。另外，由于公益概念本身预指了一种不确定性——利益内容的不确定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因此，在遵从公益目的性取向同时，如何不损及法律的自治性和稳定性，也是法律保留原则实施时必须备加重视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将公益永远置于私益的对立面，并不合乎事实的真相，而且，社会情势的变迁也不允许完全牺牲私益以满足公益的绝对性，公益和私益的适当平衡，是实现现代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
立法的简明和精确性是立法的科学要求，我国宪法第51条以“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置换了国际通行的“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等语词表达，使本来具有不确定性的公共利益条款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因为如何区分国家、社会的、集体的不同边界是一件几乎办不到的事情，人们也完全无法把握和理解它们所各自对应的事物；而且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国家、集体、个人三分式的社会结构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度解构的情况下，所谓的集体利益通常只是“偏狭团体利益”的护身外衣。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利益”是一个具有宪政人文主义关怀的概念，其所对应的权利往往是一种普适性甚至超验性的权利，它固然要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形式具体化，但它却不完全对应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因此现行宪法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代替“公共利益”不免有“南桔北枳”之窘迫。
（三）法律保留欲达成的目的和其采行的手段之间应保持比例的协调。首先，其目的应具有合乎我国社会悠久历史传统和普遍正义要求的妥当性；其次，由于任何法律在追求一个权利实现目的的同时，必然会限制甚至阻碍其他权利的实现，因此在所有能达成法律保留原则目的的方式中，立法者应选择对公民权利侵犯最轻之方式；复次，即便某一立法所应规定的权利限制措施是极其必要的，但也不应造成对公民权利的过度限制，以至该权利事实上无法得到实现。

四、余论
公民权利的法律限制在我国一直是一个意存模糊的问题，宪法学者偶有论及，也仅仅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等语词为名进行宏大叙事，而并未从立法技术层面和司法实施决疑的角度作精微的探讨。理论的贫乏和滞后适成实践领域公民权利限制异常混乱的缘由，各种政府法规和规章以及司法解释都可肆意蚕蚀公民权利的领地是对上述结论的显证。本文所论述的问题对于西方许多宪政国家来说可能失之于浅薄和老套，但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来说，或许可收抛砖引玉之效。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1 参见：苏一星著《西方法律思想发展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2页。
2 以美国为例，宪法所确认之个人权利通常并不针对其他私人或团体，而仅限于联邦或各州政府，同时宪法仅禁止政府采取正面行动以侵犯个人权利，政府并没有义务去采取行动，以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作者著。
3 我国宪法之司法适用问题，尚存在于理论争鸣阶段，要进入实际操作，大概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注。
4 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即“有疑问时，以肯定人民自由之方式为之。”
5 W·布来克斯通：《英国法评论》（W.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伦敦，19976年，第一卷，第160—161页。
6 戴雪：〈宪法研究导论〉，第198——199页，转引自：（英）马丁·洛克林著〈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第206页。
7 参见：（英）马丁·洛克林著〈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5页。
8 宪法规定公民自由一般是以防御和摆脱公权力的干涉为基点，这称为“消极自由”或“负向自由”，宪法并不规定政府的“正向责任”去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参见刘志刚《立法不作为的制度救济》载于《法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95——104页。
9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