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 对策谈

洪碧华

摘要：“执行难”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的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难点，老百姓对“法律白条”非常反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解决“执行难”问题是当前社会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以民事执行为范围，以被执行人客观上有偿付能力为条件，并从改善强制执行的内外环境入手，结合执行实践经验以及国外的成功做法，探索具体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法院、强制执行、执行难、对策

“执行难，难于上青天” ，执行难就难在：①被执行人难找；②执行财产难寻；③执行权力受拘束；④执行结果不到位。正如最高法院黄松有副院长所说：“所谓执行难，是指有条件执行，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执行不下去，比如受到人情案，关系案的影响，受到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或者强制执行将出现不良的社会后果，执行不下去，这才叫难。” 本文以民事执行为范围，以被执行人客观上有偿付能力为条件，并从改善强制执行的内外环境入手，结合执行实践经验以及国外的成功做法，提出五方面解决对策。

一、总结实践经验，完善执行立法

完善执行立法，已是时势的迫切要求，可以参照日本、奥地利等西方国家的做法，制定一部独立的《强制执行法》。其内容以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37条作基本框架。并补充“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举证责任”，以及“协助执行”及“涉外执行”若干章。从实体到程序，对执行行为加以规范，强化对被执行人的法律约束，确保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要从以下五方面加以完善：

1、关于协助执行。明确规定具有义务协助执行的单位、个人，以及应协助的责任范围，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3条的内容，进一步作细化规定，加强对不协助执行的对象进行处罚。建议该条款要更有针对性地加重对部门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律追究责任。

2、关于妨害执行。明确对妨害执行行为的确认与解释。对利用亲缘与人际关系，帮助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利用行政上下级关系干预执行的，列为妨害执行行为，并以《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为据，细化对以上妨害执行行为的法律追究责任。

3、关于委托执行。明确需要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情形的，受托法院向委托法院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的具体确认情形。对委托法院和受托法院有关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的权限及函告具体时间要作更确切合理的规定；对委托执行的收费及实际执行费用，要考虑到执行的总额，并以此为据作合理的比例标准规定，防止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互相扯皮以及执行效果的不良影响。

4、关于执行措施。主要是对执行手段和时机的选择要放宽些。对被执行人妨害执行，抗拒执行的，应采取更加快捷、有效、灵活的强制措施，对财产下落不明有疑问而采用暂缓或中止执行的，要对被执行人采取定时收入与财产申报规定，对其活动要采取人身限制措施，定期如实向人民法院申报外出的时间，地点和联系方法，以防逃脱，有利于选择时机继续执行。

5、关于举证责任。申请执行人负有举证责任，要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流动去向、财产状况或线索。案件中止执行后，要重新提出“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法律可以适当延长申请期限，这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也有利于申请执行人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合作与监督。

二、加强装置设备，提高人员素质

为了正确适用法律，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的法津文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地法院加强领导，设立了执行庭（局），组成了执行队伍，对执行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执行工作难度大，工作量重，装置与设备有较大缺陷，急需解决。

1、加强装置配备。执行机构应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音像设备和警械用具等，以保障及时有效地履行职责。据笔者调查，发现每个执行庭只有一部兼用的交通工具，音像设备十分破旧，几根警械残缺不全。执行庭办公地点被安排在最低下简陋的地方，办公条件相对于其它庭简陋，好似形同虚设。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执行庭装置配备，此后对执行庭的执行收费与法院独立分开，执行部门实行独立核算，收支与法院大家庭分离。地方财政对执行庭的上缴收费应全额返回，逐步实现执行庭办公经费与设备更新的正常运转。

2、加强人员配备。近年来执行程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恶性循环，给执行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依据“执行机构的职责要求”，执行队伍面临的工作量相当繁重。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执行人员不但要熟悉法律，崇尚法律，还要智勇双全，具备审判与侦察的双重能力，甚至还有要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文化素养。然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每个县区执行庭人员编置较少，只有十人左右，是整个法院的1/8。具大专文凭以上的仅占40%，平均年龄40岁，队伍相对较弱。建议人民法院对不合格的人员给予换岗或辞退，并通过公开竞聘，选拔一批身体壮、品质好、素质高、业务精的新人。建立科学的职责考核制度，定时进行必要的异地交流；加强对执行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其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的执行队伍，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三、利用舆论监督，争取社会支持

为了打破各种人情关系对执行的干预，消除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利因素，彻底扭转执行难的局面，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做到党委重视、政府支持、人大监督，这是改善执行环境，解决执行难的关键所在。

1、将协助工作列入地方两会工作报告。党代表与人民代表对地方的重大问题有议政决策职权。执行工作是代表社会公平正义与法律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党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理应协助执行工作。地方政府要从组织人事、财政拨款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各级人大要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使执行工作转被动为主动，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2、将强制执行情况列入社会新闻监督。广播电视与报纸新闻监督是引导社会群众参与舆论监督的最得力助手，是社会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之一。执行问题牵涉的方方面面是非常复杂的，只有实现公开新闻监督，依靠社会公众的舆论力量，才能打破人情网、关系网，坚决地抵制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不断激发执行人员的良心与正义，树立崇高职业道德，真正实现社会天平对执行的最大倾斜。

3、把相关执行法律作为“四五”普法重点内容。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实现依法治国，这是解决执行难问题基础工程。对落后的经济状况及保守的文化意识采取文明的执行行为是行不通的。因此，一方面要继续抓好经济建议，另一方面，要结合实施“四五”普法规划，把执行法律纳入普法内容，尤其要对义务协助执行以及妨害执行的法律责任列为重点加以宣传教育。通过典型的执行案件，以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真正实现社会执法环境的根本好转。

四、建立信用网络，实行悬赏执行

产生执行难的背景是社会信用危机。它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败坏了社会公德，损害了法律的公正与威严。因此要解决执行难问题，就要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入手，同时依靠社会的力量，让失信者，让逃避执行者付出更高的代价。

1、建立信用网络。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若干社会信用查询网络。其内容必须包括法院判决、案件执行、借贷资讯、房屋抵押、逃匿通缉、关系人员、公司破产等资讯。此资讯要作为当事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重要信用依据。这是一个人的社会安全号码，一旦被列入信用网络，其将伴随人的一生。这种网络无论对立法还是执法都有着重要的特殊意义。执行员可以通过网络随时掌握被执行人的情况，随时向社会公布被执行人的违法情况，让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抵抗执行的成本最起码达到无利可图的程度。这是促使社会逐渐形成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强有力的无形之手。

2、实行“悬赏执行”。推广广东和上海的成功经验，开展“执行110”、“悬赏举报”活动，采取上网公告、街头宣传、散发资料、媒体曝光等手段促进执行工作的社会化和信息化。对于被执行人找不到或执行财产难找，法院在执行措施穷尽之后，先不急于“中止执行”，可在申请执行人同意之后，按一定协约，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悬赏执行”。具体做法如下：①执行局通知申请执行人到庭，征求是否同意“悬赏执行”。②执行局与申请执行人协商悬赏范围、金额以及悬赏金的分担（一般情况，悬赏金可由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各承担一半）。③在协定范围内采取公开方式发布悬赏令。④法院对领悬赏令者所提供的线索执行终结后，给予悬赏金。这会对被执行人及其家属亲属造成沉重的精神压力，也将对被执行人的今后生产及生活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扭转执行难的被动局面。但采取“悬赏执行”措施时要对原执行该案件的执行员给予严格的纪律约束，如发现悬赏执行前执行措施未穷尽或明知被执行人有财产不执行，而与外界互相勾结，谋取当事人悬赏金的应严加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张某与王某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6）朝民初字第14500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终字第02155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均对行为人侵害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了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损失，权利人可依约定或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以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基本案情
1998年4月，张某与案外人孙某、楚某、钱某共同创意、策划完成了《中华女子乐坊创意策划文案》（以下简称《策划文案》），该文案由前言、组织机构、形象定位、演出计划、演出活动范围等部分组成。
其后，张某在《策划文案》的基础上创作完成了《北京中华女子乐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整合报告》（以下简称《整合报告》）。该整合报告包括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公司各部门工作与任务等7大部分。其中公司各部门工作与任务部分又包括中华女子乐坊形象定位、乐队编制、招生管理办法及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5项任务）；音像事业发展部工作任务（10项任务）；形象设计中心工作任务；中华乐坊艺术学校管理办法发展方向等7小部分。中华乐坊艺术学校管理办法发展方向没有具体内容。
在1998年至1999年间，张某与被告王某相识，张某曾向王某介绍其关于成立“中华女子乐坊”乐队演奏民乐的创意。张某希望王某投资，双方进行合作。对此，张某认可曾将《整合报告》和《策划文案》交给王某。
2001年5月，王某与案外人孙某为世纪星碟公司创作完成了《“女子十二乐坊”项目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实施计划》），世纪星碟公司和王某提供的《实施计划》包括：“女子十二乐坊”乐队名称、图文标识与释义及品牌的保护；演出范围、对象及发展动向；相关签约条款、待遇及工作薪金详细条款；艺术指导及乐团训练事宜条款等6部分。2001年6月，世纪星碟公司成立后，随即建立了“女子十二乐坊”乐队，演奏新民乐，产生一定社会影响。
2004年，原告张某认为王某以合作为名，采取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了其商业秘密《整合报告》，并在世纪星碟公司的女子十二乐坊中披露、实施、使用，侵犯其商业秘密。故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998元及精神损失1元、在国家级报纸及电视媒体上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庭审中，张某主张其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为《整合报告》的全部内容。
被告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则共同辩称：张某主张王某1999年拿走了《整合报告》，但张某直到2004年才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张某主张作为商业秘密的《整合报告》只是实施《策划文案》的计划，而《策划文案》的作者并不是张某；张某对《整合报告》和《策划文案》也没有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且《整合报告》中所称的“民乐”、“女子乐坊”等均属于公知范围，不属于商业秘密；另外，张某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侵权行为，也无直接证据证明将《整合报告》交给了王某。即使认定王某接触了《整合报告》，也是张某与其计划合作而介绍的，王某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综上，张某指控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证据不足，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2004年7月，张某曾以王某、世纪星碟公司侵犯其著作权及商业秘密为由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诉讼中，张某放弃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故法院仅对张某主张王某、世纪星碟公司侵犯其《整合报告》的著作权纠纷进行了审理，该案最终判决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在该案中，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实施计划》，张某在此之前未见过该文件。《实施计划》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与张某的《整合报告》一致。但经对比，二者基本内容及各部分内容均不相同，仅存在“女子”、“乐坊”个别相同的文字及反映了均要成立女子乐团演奏民乐的演出模式。
另查明，2004年3月第27期《中演月讯》杂志上刊载了介绍“女子十二乐坊”乐队的文章，该文章没有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的署名。
另，1991年采风乐坊在台湾成立，为四女二男组合，以胡琴、琵琶、扬琴、笛子、古筝、阮六种乐器演奏台湾地区民乐，在台湾及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演出。

四、法院审理
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某及星碟公司组织成立“女子十二乐坊”乐队是在2001年，但张某在2004年看到《中演月讯》上的涉案文章并于同年（即曾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起诉，而《实施计划》是在2004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才见到，在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张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上材料反映的事实的时间早于2004年的情况下，对于其提出的张某主张权利的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不应予以采纳。因张某主张《整合报告》构成商业秘密，而非《策划文案》，虽然《策划文案》上署名不只张某一个人，但《整合报告》上没有其他人署名，且《策划文案》和《整合报告》内容并不相同，因此，张某可以单独就《整合报告》主张权利。
本案中，张某主张将《整合报告》交给了王某，但并未与王某签订任何保密协议，且不能证明交给王某的《整合报告》上有“机密”字样。现张某仅凭提交法庭的《整合报告》封面上有“机密”字样而主张其采取了保密措施，证据不足，故对其主张《整合报告》构成商业秘密，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某主张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张某不服原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撤销原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为：上诉人在原审已提供多份证据证明其对《整合报告》采取了保密措施，且交给王某的《整合报告》上载有“机密”字样，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诉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证据不足，进而未认定《整合报告》构成商业秘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施计划》和《整合报告》的内容相同，两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
被上诉人王某、世纪星碟公司同意原审判决并辩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整合报告》采取了保密措施，且也无证据证明将带有“机密”字样的《整合报告》交付给了王某；前一案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实施计划》与《整合报告》的内容不相同。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张某主张《实施计划》和《整合报告》二者的篇章结构、选择编排、文字表达均相同，此外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两被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经法院比对，《实施计划》和《整合报告》中虽然均存在“女子”、“乐坊”等文字，且均描述了成立女子乐团演奏民乐的演出模式，但二者的具体内容及表达形式并不相同。据此，法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北京市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张某是否对《整合报告》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整合报告》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实施计划》是否与《整合报告》内容相同，两被上诉人的涉案行为是否侵犯了上诉人张某主张的商业秘密。
第一，上诉人张某是否对《整合报告》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整合报告》是否构成商业秘密问题。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案上诉人张某虽主张其对《整合报告》采取了相关保密措施，但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张某虽主张曾将《整合报告》交付王某，但并未与王某就此签订保密协议。而且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上诉人张某将带有“机密”字样的《整合报告》交付给了王某。综合上述事实，法院认定上诉人张某关于《整合报告》构成商业秘密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实施计划》是否与《整合报告》内容相同，两被上诉人的涉案行为是否侵犯了上诉人张某主张的商业秘密问题。
虽然上诉人张某主张《实施计划》与《整合报告》内容相同，但根据查明的事实，二者仅在个别文字及演出模式的描述方面存在共同之处，而具体内容及表达形式并不相同，因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整合报告》并不构成商业秘密，对于上诉人关于两被上诉人侵犯了其商业秘密并要求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上诉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北京市二中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张某主张其《整合报告》构成商业秘密，王某和世纪星碟公司的《实施计划》与其商业秘密内容相同，侵犯其商业秘密，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但法院最后却以张某的《整合报告》不构成商业秘密，二被告未侵犯其商业秘密，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决张某败诉。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作了那些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又该如何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第二十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更是从第九条至第十七条都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有关内容。
第九条：“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一）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 （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五）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六）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
第十条：“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
第十一条：“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二）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四）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五）签订保密协议；（六）对于涉密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第十二条：“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二）项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前款所称‘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其中，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包括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所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
第十五条：“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商业秘密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在权利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经权利人书面授权，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时，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持续到该项商业秘密已为公众知悉时为止。依据前款规定判决停止侵害的时间如果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在依法保护权利人该项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判决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围内停止使用该项商业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