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或修订法律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性骚扰问题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绍明


法律关注性骚扰，给受害者以司法救济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可法律应如何关注性骚扰，是以专门法的形式系统规范还是修改现有法律？是在现有法律中寻求依据还是移植外国的法律？
目前，在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呼声一是以陈癸尊等为代表的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另一种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反“性骚扰”的内容。
制定专门法律惩治性骚扰反映了人们希望严厉惩治骚扰者的良好愿望，但我认为目前的条件尚不具备并且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性骚扰”概念尚未明确，它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哪些“性骚扰”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哪些应该归为刑事制裁或行政处罚范畴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还未讨论清楚，如果匆促立法最后因法律不完善而不停地修改甚至废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其次，法律大多调整某一方面的法律关系而非规范某一行为，对“性骚扰”还未达到需要由专门法来调整那样严重的程度，国外也没有反《性骚扰》单行法规的先例。
第三、一部新的法规必须与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相配套，必须在《宪法》这部国家根本大法中找到依据，必须先有大量理论研究和判例作基础，这些立法最基本的条件我们都还不具备。
制定专门法律条件不具备，是不是可以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呢？当前，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是呼声最高的一种观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反性骚扰的内容是不是就能解决性骚扰问题？我认为不能，仅凭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想解决性骚扰问题最终只会违背立法者的初衷，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沿用了国外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的思路，在我国性骚扰绝大多数不表现为性别歧视，不符合我国国情；
其次，国外性骚扰大多发生在工作场所，对骚扰者惩处同时雇主同样承担责任，而我国无论是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还是民事制裁都无单位承担责任一说；
第三，在法律中明确规范“性骚扰”行为先确定性骚扰的性质，应承担的责任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民事侵权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法律难以担当如此重任。
第四，如果仅将性骚扰界定为男性对女性的骚扰，以后出现女性骚扰男性或者同性间的骚扰怎么办？
第五，就算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有关“性骚扰”内容，受害人到法院同样难以起诉，会因为没有案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会因为举证难而官司难打；会因为无损害结果证据而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难道是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能解决了的吗？

我国法律体系不属于英美法系，判例不能成为法律渊源。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先制定法律后通过用判例不断完善法律来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虽然现有的几起案例都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很多国家靠《劳动法》等有关法规来规范性骚扰行为，但我国劳动关系是合同关系，可以要求单位制定内部防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雇主对雇员个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这种规定缺乏强制性，更解决不了非工作场所出现的性骚扰问题，想依靠劳动法规的修订解决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一样行不通。

(欲了解本人的详细观点，请参阅本人所著〈〈反击性骚扰〉〉一书，该书已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作者联系地址：武汉市汉口新华下路9-1号江汉区图书馆4楼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邮编：430015
电话：027-85777551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公正与效率的司法改革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制度。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规定，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严格规范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滥用职权，切实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一、举证责任的起源及含义


举证责任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到近代德国发展到繁荣阶段。中国古代诉讼制度中没有举证责任制度。在我国古代诉讼中，行政、司法不分，法官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地位很高，包揽一切。从各种证据的收集调查及审查判断上均由法官说了算，不具备产生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的条件。我国从立法上引入举证责任制度是1910年起草的《大清民事诉讼法律草案》。


举证责任是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院裁判的确认，所承担的提供和运用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以避免对于己方不利的诉讼后果。举证责任有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主张责任。主张是证明的前提，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诉讼主张谈不上承担证明责任。第二，提供证据责任。有了诉讼主张，才需要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一种风险负担，并不是所有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行为都是在履行提出证据的责任。第三，说明责任。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方承担的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论证，使法官确信自己提出的主张。第四，是不利后果负担责任。举证责任的最终表现是如果不能提出能够说服法官确认自已诉讼主张的足够证据，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将承担败诉的结果。


二、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


我国三大诉讼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逐步确立发展起来的。其中，行政诉讼起步最晚，直到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才标志着我国三大诉讼制度的基本确立。在三大诉讼制度中，每个诉讼制度对举证责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始终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承担(也就是原告方)。他们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侦查权，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当然就必须承担证明案件事实、确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责任。除了特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案件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总之在刑事公诉案件中主要是司法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同时也规定了人民法院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从立法上明确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


三、被告负举证责任的立法原意


行政诉讼在三大诉讼中确立较晚，它的确立，标志着依法治国又前进了一步。我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封建专治的国家。“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残余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老百姓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是一个弱势群体。许多官员的思想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总认为自己高高在上，自己说了算，再加上法律上、行政管理上的漏洞，这种权力欲很客易澎涨。滥用职权，超越职权是很平常的事，为此呼吁了多年的“民告官”的法律终于出台。虽然有着很多老百姓不如意的地方，很多老百姓认为该调整的行政诉讼并没有规定，但《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确实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老百姓起诉有了依据。按照现在流行的平衡论的观点，被告在诉讼中主要是举征责任负担上比原告承担的责任更大，更多地是考虑原告的权益。被告负举证责任的立法原意主要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随意行政，确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特点


行政诉讼是专门处理解决行政案件的法律制度，它与处理解决民事案件的民事诉讼和处理解决刑事案件的刑事诉讼并列为三大基本诉讼制度。当代世界已有许多国家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我国第七届全国人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4月4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法于l990年1O月1日生效施行，这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全面建立。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如下特点：


（一）行政诉讼强调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未将法院依职权取证和原告或第三人举证置于同等地位。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


（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单方责任，即举证责任由被诉的行政机关单方承担，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


（三）行政机关的举证范围不仅局限于事实证据，还包括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对被告举证内容、时间、程序、都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


五、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因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当被告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而法院又无法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时，由被告承担败诉后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