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营销与中国法律的公众形象

中山大学法学院 张远梁


摘 要：法律的公众形象与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形象极为相似。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就像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认同感，消费者对产品的印象对产品的销售影响甚为深远。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直接关系法律的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法律是大众据以捍卫自己权利的重要工具，作为工具的法律必须为大众所接受和掌握，而不应该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教授等等“法律人”的专利。就强制性的法律来说，法律的公众形象关系到司法、执法的社会效果，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作用的法律才能使法律面对的对象心服口服。从市场营销学[1]角度考察法律的公众形象塑造，也不失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进路。
关键词：市场营销 产品 中国法律 公众形象


法律作为一种精英意识的产物，本身所蕴涵的原理、规则、规范等等一直是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用微观的眼光对法律加以检讨：从法律的定义、法律的功能、法律的作用到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基本理念、核心观点等等，不一而足。无疑，当代中国法学界能够出现今日的繁华景象，应该归功于诸多学者专家教授在这方面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对法律的研究，仅仅有微观的角度是远远不够的，在细微之处钻研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抬起头来对“法律”这个整体进行宏观的审视。这样双管齐下，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促进法律尤其是中国现代法律的发展完善。

引 言
法律是什么?
这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很多论文、论著都会提及这个问题，甚至有专著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论述[2]，洋洋洒洒几万字滔滔不绝，论述深入而且全面、详实。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列宁认为：“法律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3]
原苏联的一位学者则说：“法律是以立法形式规定的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和为国家政权认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生活规则的总和。”[4]
我国的法学理论教科书则称：“法律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5]
……
然而，对于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法律领域内的学者、专家、教授、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有关研究人员等等有必要为之争辩。对广大的公众而言，他们想知道的“法律是什么”是很实在的。大众并不需要很深入的理论论证，他们希望明了的仅仅是：法律到底是什么，它与我何干？

公众心中的“法律是什么”
什么是“公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社会上大多数的人”。[6]这个词与“大众”的含义极为接近，指的都是一般的民众、群众。但这里界定的公众指的是法律圈子以外的广大人们（是“人们”而不是“人民”，因为与政治概念无关）、群众。经过十几个年头的普法宣传教育，他们不都是法盲，但是对于法律，他们只是水中望月，雾里看花。也许朦朦胧胧知道有“法律”这样玩意儿，但是不晓得如何像使用筷子和调羹那样游刃有余。法律对他们来说，似乎很遥远很飘渺，有时又近在眼前。笔者曾做过一个小调查，随机询问路人知不知道法院法庭或者律师事务所在哪里，十有八九都摇头！这并不足为怪，“中国是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社会，一提及法，民众就会想到刑，立法即为立刑，司法即为施刑，一说到法律文化，则是少数人的精英法律文化，与民众格格不入。”[7]所谓的法律文化，似乎都距离他们太远了，而且谁也不希望“法”字来惹麻烦。人们只知道法院的宣判执行大会经常会在附近的一个运动场举行，觉得很解恨，“坏人”应该得到应有的下场。这就是本文指的公众：知道世界上还有“法律”，但不知道法律与自己何干的公众！
其实，对于公众来说，法律就像他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产品。这里所指的法律是“大法律”概念，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和其他一切与法律有关的活动。具体可以分为带有强制性的（比如刑法）和非强制性的（比如民法）。此种划分与公法私法的区分很接近。[8]从一般意义上说，法律都带有强制性，但是此处的划分只是把“法律”当作一个相对独立于大众的整体而言的。相对独立不等于互相对立，否则大众与法律就没有消费者与产品类似的那种关系了。
对于非强制性的法律，大众可以选择不知道，有纠纷发生时可以不选择法律途径来解决，就像消费者不知道有某种产品一样。虽然发生纠纷的一方起诉到法院时对方当事人有应诉的义务，但是我们此处系把当事人双方看成是一个整体，不管他是原告还是被告，对法律这个范畴来说，他们都是法律人之外的大众。现代社会呼吁贯彻私法自治的理念，人们有选择法律解决“自己的”纠纷的自由。
但是如果触犯了带强制性的公法，比如犯罪，大众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国家将会以公权加以干涉，因为它危害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私事，不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
但不管是强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法律的形象对大众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家销售的产品具有相似性。只是销售法律的人不叫商人，也不叫“老板”，而叫“法律人”！二者的相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非强制性的法律作为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一个途径，它要接受自己的服务对象的选择。法律之所以可以被当作一种产品，是因为解决社会纠纷、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方式不仅仅法律一种，人们可以通过协商私了、道德约束、武力解决等等途径来实现各自利益平衡。虽然在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法律应是唯一的解决纠纷的办法，但那仅仅是理想，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在中国，如同产品一样，法律只是多个选择项中的一个子项，而且不是必选项。强制性的法律虽然轮不到当事人的选择，但是强制给他的法律未必能够使之佩服法律的权威，其屈服也许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肤浅的。要在深层次、长久地、彻底地征服法律所面对的对象，法律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说服力。这说服力从何而来？从经常性、长期性的法律接触和法律运用中来！“仅仅从观念入手，靠教育或灌输来培养公众的法治精神，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人们只有在实际的操作中，才能逐步加深对法治的认识。”[9]法律要发挥其应有作用，就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可以为大众掌握并且可以经常性地使用的武器，就必须适当加强自己的推广和宣传。
另一方面，一件产品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要占据市场、获得较好的销路，就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形象，这是面子问题。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去商场选购商品[10]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自己内心对某种产品的已经确立的信念和成见的影响。口碑好的商品讨人喜欢、容易出售，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法律如果在人们心目中有足够的权威和认同感，就能够影响人们的选择取向。而影响人们选择取向的最终的目的仍在于更好地维护这个社会运行的必要秩序。[11] 追求法治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使社会公众达成共识：法律就是上帝，法律的权威比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权威都高。

公众形象：法律其实也要脸
法律和很多学科有相通的地方。近年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加以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就，比如用社会学眼光去研究法律文化、用心理学的视角去研究法制等等。由此及彼，基于以上的比较，笔者就想，既然我们的“大法律”形象与市场上的产品有如此惊人的相似性，我们不妨引入市场营销学的理念，对“法律”作另一角度的考察，让大众看看我们的法律到底是什么，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形象问题很重要。“罗马法为什么可以征服世界，而且成为世界性的模范法？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当属其对法治精神的高扬和对法治的巨大贡献。”[12]这就是形象！法律的高大形象和震慑力！
法律之所以要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建设，是因为其与市场上的产品（商品）有极大的相似性。产品的销售不能不关注产品形象；同样的道理，法律的推广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现代市场营销对产品极为重视，“它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 [13]。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和市场营销活动效益如何，取决于它所生产的和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是，如果生产者关心产品本身甚于关心产品所提供的服务，则会忽略“顾客购买产品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不是为了产品而买产品，而是因为产品是服务的外壳，是服务的载体，即通过购买某种产品能够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服务。市场营销者的任务，是向市场和公众展示产品能带来的的利益或能提供的服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描述产品的形貌，因为这只是表面的，不是消费者所关注的。否则，企业将难免出现“市场营销近视”的症状，也就是在市场营销管理中缺乏远见，只看见自己的产品质量好，看不见市场的真正需要，最终使企业经营陷人困境。
但是，现代企业间的竞争不再是单一层次上的竞争，也不是局部的产品、资源的竞争，而是在各个层次上展开的立体的全方位的整体性实力的竞争。企业不仅仅是在有形的“硬件”上展开竞争。而是越来越集中在无形的“软件”上的竞争。应运而生的，就是企业和产品的形象竞争战略。形象竞争战略与企业的市场营销互相关联、密不可分，成为市场营销组合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从企业形象营销的实践看，企业的公众形象已成为营销战略的左膀右臂。公众形象，或称企业和产品的名声，就是公众是如何看待企业及其产品服务的。具体地讲，企业公众形象指的是各行各业的人，如顾客、供应商、股东、金融机构、销售商、竞争者、媒体单位、社区居民及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看法的综合。
把市场营销组合因素概括为“4P”的理论[14] 在市场营销研究领域统治了很长时间。后来，现代营销学之父、美国著名营销学家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大市场营销”的新观点，也就是在传统的产品、定价、分销渠道、促销“4P”的基础上，再加上政治力量和公共关系“2P”[15]，这两个“P”实际上是“企业形象”或企业的“公众形象”。“企业的公众形象因而成为营销组合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16]
法律也一样。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在法律领域的圈子里打转。法治的真正实现取决于公众对法律的普遍认同感，作为产品的法律必须推向市场、推向公众。得到大众的认可和接受，法律的价值价值才有实现的可能。法律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有存在的价值，乃在于它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解决纠纷和矛盾的机制。人们需要法律不是羡慕法律的至高无尚和深不可测而是因为它有实实在在的用途，但人们是否选择法律、是否在内心里彻底尊重、崇敬法律，与法律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产品的形象是企业的生命。没有好的产品形象，就没有好的销售市场。根据法律和市场上的产品的相似性，研究法律的公众形象是很有必要性、很有现实意义的。法律作为一种产品，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更大程度地为社会所接受；或者使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对法律心服口服，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在这方面，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改革实践是一个典型。
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在改革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文关怀”司法模式，坚持追求执法办案和法律监督过程中高层次的“文明、公正和规范”，使“依法办案、文明执法”真正落到实处。“法律震慑为基础，政策开导为根本，以情感人为导向”的办案新方式，使犯罪嫌疑人由当初的抗拒、回避，到接受现实，最终理解、感激和信任；并使其家属不仅在认识上转弯，而且在情感上转弯，由此达到化解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和隐患的目的。此事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可谓我国司法改革征途中一次大胆的探索。这一探索使得珠海的检察干警在两个极端目标上同时取得了游刃有余的效果：实现了职务犯罪案件的三个百分百，实现了变游击战为系统战，变孤军作战为群体战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策略。“同时，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与党和政府、人民特别是犯罪人家属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状态。” [17]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刑事司法中的人文关怀，改变了法律在大众中的形象。
笔者认为，珠海市检察院在“人文关怀”司法模式改革中，始终注意的是外界公众对检察院或者说我们的法律的评价。法律给大众的形象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法律究竟要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难道还是过去那种“抓人、判刑”的形象？
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当主持人问及如何贯彻“以诚待人，以善处事”方针时，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杨金华先生说：“往年我们没有这样做，确确实实案子办得也不少，也都是大要案，也没办错。但是被告人，包括家属对我们工作有误解，有意见，社会效果不理想。后来当时我们有一个计算，就说假如我们这样办案，一个案件有五个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对我们的工作有抵触的情绪，然后每个人又分别影响五个人，那么一个案件，我们的对立面可能就有二十五个人。我们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办案，案件办得越多，对立面就越大。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下来的执法环境就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因素的影响。”[18]事实上，光靠威武，光靠恐吓，光靠压，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只能压坏了他的身体，使他受到了皮肉之苦，心灵上却没有受到强悍的征服。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用一种比较平和的理念去面对我们的服务对象，不管他是否有犯罪的嫌疑，都始终以常人心态对待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予必要的关怀和照顾，那么只要他还不是冷血的话，即使是再顽固再狂妄的人，也会为人间的这种温情所打动。这种做法绝对不仅仅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面对的对象得以改变对法律的看法。想想看，如果珠海检察院的“人文关怀”司法模式得以长期坚持并在大范围推广（目前尚仅限于职务犯罪），大众心目中检察院“只会抓人去判刑”的形象就会改变。检察院的工作将会得到更多公众更大力度的支持。
可见，法律的形象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法律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直接影响执法环境。正如一件产品，如果得不到消费者的青睐，就无法扩大其影响力，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销路。但法律是否应该关注其本身形象，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制传统。当大众内心深处都有“法律”的一席之地时，法律就无须再来一场产品推广运动了。英美国家较早地就完成了法律的“推销”活动，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美国通过立法尽量把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我们在评论一件事好不好的时候，美国民众通常只是用“法”字武装的眼光去评判：“这是合法的”或者“这是非法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连绵未断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统治史，不曾中断的所谓法律文化“也始终在精英文化轨道上滑行，没有大众法律文化的新生和成长。”[19]大众在面临纠纷或矛盾冲突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并不会想到法律。这是我们的法律没有打开销路的缘故，这与法律自身的宣传是直接相关的。

作为产品的法律应在市场中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
从市场营销角度看，影响产品销售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产品本身质量和宣传及其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对其中的切合点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与影响大众对法律看法的因素具有一致性。
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和个人因素等。消费者对一件产品的选购是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和观念、利益和效率的全方位考量过程。作为一个理性人，每个人都会凭借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去寻求最佳的目标产品。而资源并不限于硬件上的“金钱”和能耐，更有深深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决策过程的文化、心理等大背景。
首先，从文化因素看，文化是引发人们的愿望及行为的最根本原因。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把文化因素置于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的首位，认为“文化在消费者行为中起着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 [20]。而公众对法律的看法和印象更是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21]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缺少民主和法制传统的社会。在父系家族制度确立之后，家族首长的特权淹没了平等精神，从而窒息了原始民主，促成部落联盟的只有战争和实力，而在部落联盟中，有势力的氏族成为领袖，自上而下的集中的权力格局确立了，并牢牢地扎下了根。于是，实力便是权势，权势便是政治的基础。这不仅决定了政体，也决定了法律的形象，以暴力为后盾的刑法便自然发达起来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强权用冰冷无情的法律锁链，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把个人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家族中。这就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心中的法律形象。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当中，至今还有许多旧的传统烙印，妨碍着法制建设的深入。法制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并不是可以轻易地完成，一蹴而就的。
传统的 “重礼轻法”封建文化对人们的影响的至深的，很多人至今仍对一些观念坚信不移，认为法和法制的职能只是惩治犯人、坏人，多半与自己的正常生活无关，因此不懂得用法[22]来保障自己的权益。“长期以来，不少人所理解的法律是作为镇压阶级敌人、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而存在的。”[23]许多老百姓一提到法[24]，往往想到的就是犯法、拘押、审讯、坐牢等等，产生某种恐惧。与这一点相联系的，则是许多司法部门和人员多有衙门作风，缺少服务意识，对执法对象态度简单生硬，甚至严刑逼供，对法律本身也不尊重，将其视为己物，执法犯法……这两种情况相互迭加，就严重地歪曲了我国法制的性质，损害了法律的形象。
国务院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

（1996年4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6号发布）

　　第一条为了加强电力供应与使用的管理，保障供电、
用电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供电、用电秩序，安全、经济
、合理地供电和用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电力供应企业（以下
称供电企业）和电力使用者（以下称用户）以及与电力供
应、使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电力供应与使用
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电力供应与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电网经营企业依法负责本供区内的电力供应与
使用的业务工作，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

　　第五条国家对电力供应和使用实行安全用电、节约用
电、计划用电的管理原则。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
施，做好安全用电、节约用电、计划用电工作。

　　第六条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的原则签订供用电合同。

　　第七条电力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供用电的监督管理，
协调供用电各方关系，禁止危害供用电安全和非法侵占电
能的行为。

　　第二章供电营业区

　　第八条供电企业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内向用户供电。

　　供电营业区的划分，应当考虑电网的结构和供电合理
性等因素。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设立一个供电营业机构。

　　第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供电营业区的设
立、变更，由供电企业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发给《供电营
业许可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供电营业区的设立
、变更，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并发给《供电营
业许可证》。供电营业机构持《供电营业许可证》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方可营业。

　　电网经营企业应当根据电网结构和供电合理性的原则
协助电力管理部门划分供电营业区。

　　供电营业区的划分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
门制定。

　　第十条并网运行的电力生产企业按照并网协议运行后
，送入电网的电力、电量由供电营业机构统一经销。

　　第十一条用户用电容量超过其所在的供电营业区内供
电企业供电能力的，由省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指定的其他
供电企业供电。

　　第三章供电设施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电网的建
设与改造规划，纳入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各
级电力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电网经营企
业做好城乡电网建设和改造的规划。供电企业应当按照规
划做好供电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市建设和乡村
建设的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城乡供电线路走廊、电缆通道、
区域变电所、区域配电所和营业网点的用地。

　　供电企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规划的线路走廊、
电缆通道、区域变电所、区域配电所和营业网点的用地上
，架线、敷设电缆和建设公用供电设施。

　　第十四条公用路灯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建设，并负责运行维护
和交付电费，也可以委托供电企业代为有偿设计、施工和
维护管理。

　　第十五条供电设施、受电设施的设计、施工、试验和
运行，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

　　第十六条供电企业和用户对供电设施、受电设施进行
建设和维护时，作业区域内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协
助，提供方便；因作业对建筑物或者农作物造成损坏的，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修复或者给予合
理的补偿。

　　第十七条公用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供电单位统一
维护管理。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供电企业可以使用、改
造、扩建该供电设施。

　　共用供电设施的维护管理，由产权单位协商确定，产
权单位可自行维护管理，也可以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

　　用户专用的供电设施建成投产后，由用户维护管理或
者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

　　第十八条因建设需要，必须对已建成的供电设施进行
迁移、改造或者采取防护措施时，建设单位应当事先与该
供电设施管理单位协商，所需工程费用由建设单位负担。

　　第四章电力供应

　　第十九条用户受电端的供电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电力行业标准。

　　第二十条供电方式应当按照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和便于管理的原则，由电力供应与使用双方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以及电网规划、用电需求和当地供电条件等因素协商
确定。

　　在公用供电设施未到达的地区，供电企业可以委托有
供电能力的单位就近供电。非经供电企业委托，任何单位
不得擅自向外供电。

　　第二十一条因抢险救灾需要紧急供电时，供电企业必
须尽速安排供电。所需工程费用和应付电费由有关地方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从抢险救灾经费中支出，但是抗旱用电应
当由用户交付电费。

　　第二十二条用户对供电质量有特殊要求的，供电企业
应当根据其必要性和电网的可能，提供相应的电力。

　　第二十三条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
、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均应当到当地供电企业办理手续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付费用；供电企业没有不予供电
的合理理由的，应当供电。供电企业应当在其营业场所公
告用电的程序、制度和收费标准。

　　第二十四条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
标准参与用户受送电装置设计图纸的审核，对用户受送电
装置隐蔽工程的施工过程实施监督，并在该受送电装置工
程竣工后进行检验；检验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分类
电价、分时电价。

　　第二十六条用户应当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户使用的
电力、电量，以计量检定机构依法认可的用电计量装置的
记录为准。用电计量装置，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与受电设
施的产权分界处。

　　安装在用户外的用电计量装置，由用户负责保护。

　　第二十七条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
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

　　用户应当按照国家批准的电价，并按照规定的期限、
方式或者合同约定的办法，交付电费。

　　第二十八条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在发电、供电系统
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供电企业应当连续向用户供电；因故
需要停止供电时，应当按照下列要求事先通知用户或者进
行公告：

　　（一）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需要停电时，供电企业应
当提前７天通知用户或者进行公告；

　　（二）因供电设施临时检修需要停止供电时，供电企
业应当提前２４小时通知重要用户；

　　（三）因发电、供电系统发生故障需要停电、限电时
，供电企业应当按照事先确定的限电序位进行停电或者限
电。引起停电或者限电的原因消除后，供电企业应当尽快
恢复供电。

　　第五章电力使用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应当遵照
国家产业政策，按照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择优供应的原
则，做好计划用电工作。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制订节约用电计划，推广和采用
节约用电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降低电能
消耗。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采用先进技术、采取科学管理措
施，安全供电、用电，避免发生事故，维护公共安全。

　　第三十条用户不得有下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扰乱
正常供电、用电秩序的行为：

　　（一）擅自改变用电类别；

　　（二）擅自超过合同约定的容量用电；

　　（三）擅自超过计划分配的用电指标的；

　　（四）擅自使用已经在供电企业办理暂停使用手续的
电力设备，或者擅自启用已经被供电企业查封的电力设备
；

　　（五）擅自迁移、更动或者擅自操作供电企业的用电
计量装置、电力负荷控制装置、供电设施以及约定由供电
企业调度的用户受电设备；

　　（六）未经供电企业许可，擅自引入、供出电源或者
将自备电源擅自并网。

　　第三十一条禁止窃电行为。窃电行为包括：

　　（一）在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

　　（二）绕越供电企业的用电计量装置用电；

　　（三）伪造或者开启法定的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
加封的用电计量装置封印用电；

　　（四）故意损坏供电企业用电计量装置；

　　（五）故意使供电企业的用电计量装置计量不准或者
失效；

　　（六）采用其他方法窃电。

　　第六章供用电合同

　　第三十二条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在供电前根据用户需
要和供电企业的供电能力签订供用电合同。

　　第三十三条供用电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供电方式、供电质量和供电时间；

　　（二）用电容量和用电地址、用电性质；

　　（三）计量方式和电价、电费结算方式；

　　（四）供用电设施维护责任的划分；

　　（五）合同的有效期限；

　　（六）违约责任；

　　（七）双方共同认为应当约定的其他条款。

　　第三十四条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质量
、时间、方式，合理调度和安全供电。

　　用户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条件用电，交付电费
和国家规定的其他费用。

　　第三十五条供用电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七章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六条电力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供电、用电的监
督和管理。供电、用电监督检查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
条件。供电、用电监督检查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
示证件。

　　供电、用电监督检查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电力
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七条在用户受送电装置上作业的电工，必须经
电力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电工
进网作业许可证》，方可上岗作业。

　　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的单位，必须
经电力管理部门审核合格，取得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承
装（修）电力设施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５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取得《供电营业许可证》，从事电
力供应业务的；

　　（二）擅自伸入或者跨越供电营业区供电的；

　　（三）擅自向外转供电的。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逾期未交付
电费的，供电企业可以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照电费总额
的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加收违约金，具体比例由供用电双
方在供用电合同中约定；自逾期之日起计算超过３０日，
经催交仍未交付电费的，供电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
序停止供电。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违章用电的，供
电企业可以根据违章事实和造成的后果追缴电费，并按照
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的规定加收电费和国家规定的其他费
用；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停止供电。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盗窃电能的
，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应交
电费５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供电企业或者用户违反供用电合同，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
害的，供电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因用户或者第三人的过错给供电企业或者其他用户造
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供电企业职工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供电事故
的，或者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自１９９６年９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