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上访现象的法理分析

彭德才

一、民众涉诉上访法理基础及政法传统
涉诉信访，一般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电传、互联网络、来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活动。信访事项一般包括：不服各级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检举、投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和违法乱纪行为；咨询有关政策、法律和问题，寻求相关帮助；对相关司法问题提供各种建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等等。
各级法院每年都要接待大量的公民的来信来访，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54万件次，2001全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15万件次，2003全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12万件次，2004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来信来访422万件次。长年来各级法院也始终把减少信访数量作为其奋斗的一个目标，这是法院的一项重要而繁杂的工作。早在1957年7月2日，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就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这(接待信访申诉)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近半个世纪后，现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2004年的工作报告中又再次指出：“由于法律对申诉没有时间、次数、审级的限制，因此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是我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同时，对于上访民众来讲，上访也并非一件易事，并非一定就意味着能“得到一个说法”。但是涉诉上访却依然如火如荼，这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涉诉上访的宪法基础
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此可见，信访权（包括涉诉信访权）是国家赋予人民的宪法性权利，信访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根据现行宪法，信访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批评建议的权利，这是公民参与社会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一是控告、申诉、检举的权利。由此可知，我国的信访权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它是重要的公权利；另一面，信访权具有保障私权的性质，公民通过信访权的行使主张私权利的存在并寻求司法救济。
（二）涉诉信访制度体现了党的工作路线
涉诉信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在司法领域内的体现，新中国政法文化在司法的具体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一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 首先就司法的群众路线而言，它的实质在于强调，任何司法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应当不拘泥形式，与群众直接接触。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对时任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讲，司法也应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推事、裁判员，还有一条规律：任何事都要请教群众。 走群众路线正是人民司法的传统之一。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讲：“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 其次，就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而言，人民司法承认存在错案，要求“有错必纠。”1952年彭真在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发现冤案、错案就纠正。” 既然我们承认客观上有“错案”，那么在来信、来访中，当事人不服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的申诉，是“法院发现错判案件的送上门来的材料”。 也正在此历史基础支撑下，信访被认为是人民司法的具体举措而取得合法的制度地位。
二、涉诉上访现象的原因考察
前述的法理基础及政法传统表明，民众上访不但有其合法性，而且有利于司法建设，这是涉诉上访得以被许可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涉诉信访洪峰现象的出现仍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与涉诉上访
现今，我国正在经历由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单位社会里权力服从关系转向契约社会中人们平权的关系。因此也就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纠纷即使产生，外化出来的也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是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 在这外化出来的纠纷中，相当一部分被诉至法院，法院解决纠纷的数量随之大大增多，涉诉上访的数量也就因此增多。
（二）公民传统观念、法律意识与涉诉上访
涉诉上访与我国民众的传统思想观念、法律意识也存在密切的联系。第一，朴素的刑罚报应观影响着涉诉上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的观念至今仍影响我国的普通民众，在刑事涉诉上访案件中，尤其是死刑涉诉上访案件中，许多刑事被害人因为法院的判决与其内心期望的刑罚存在差距而走上上访的道路。
江西省上饶县的付某因为其女付某某在深圳打工时被杀，案犯祝某在深圳中院一审被判死刑，广东省高院二审时改判死缓，付某对此坚决不服，先后赴京上访13次。江西省铅山县的颜某因其妻子被杀，因法院未判处罪犯许某死刑及民事赔偿未执行到位而上访。
第二，清官情结影响着涉诉上访。我国古代虽然也有较为完备的法制，但却从来没有成为调整社会关系和治理国家的主导力量，主要是依人而治，靠当权者的贤能和权威来治理国家，法律则成为权力者的工具。普通民众则渴盼“青天”，把权利的申张和正义的实现寄托在贤明的领导人和好的干部身上，他们也许不大相信法律，却都相信清官。清官意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了几千年的根，直到现在也难以舍弃挥却，并在信访活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如己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希望通过信访来加重其胜诉的筹码。清官情结同时也坚定了上访者的意志。
四川威远县的朱某,为要回原属于自己的几间老屋,不服威远县法院判决,持续25年不断上访，她逢人便说:“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相信法律的公正。
第三，不断增强却朦胧的法律意识影响着涉诉上访。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公民要求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但是由于许多公民的朦胧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所限，不知应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便使得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愿望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加之我国自古以来的就有“惧讼”和“仇讼”的思想，群众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纠纷，而不愿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
（三）弱势司法与涉诉上访
涉法信访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弱势司法”。“弱势司法”与司法权威缺失及诉讼成本高昂存在密切关联。
现阶段，我国的司法权威观念在普通百姓心中远未确立，这是与我国法院制度设置的不完善，法院的地位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司法不公，我国的民族传统与精神没有法治传统等诸多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法院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其一，法院地方化。所谓法院的地方化，是指法院在机构设置、经费来源、法官产生等方面只属于地方，不属于中央的一种司法体制模式。其二，司法模式行政化。这表现为法院内部审判业务运作模式的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审批制、法官之间的等级制以及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等方面。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权的行政化、司法权的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等因素致使司法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复次，司法不公。司法公正是司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源于裁判者本身的素质等原因，在立案、审理、裁决、执行阶段司法不公、枉法裁判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这种现象致使民众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再次，传统的人治观念、畏法厌讼、惧法耻讼观念也影响着司法权威的确立。
高昂的诉讼成本也迫使许多民众走上上访的道路。下面的案例对此可作一个充分的说明：
一打工者甲因劳动争议选择了仲裁，首先支付仲裁费 380 元，律师费 1000元；然后对仲裁结果不服，遂向法院起诉，支付律师费 1500 元，诉讼费 600 元；之后，又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支付上诉费 60 元，律师费 3500 元。总计 7040 元（不计交通、住宿等其他费用），并耗时 16 个月才解决。这些花费对一般家庭来说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但是如果采取上访的途径，这些花费就根本不存在了，而且很可能处理得更快。另外，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司法途径的公正性也很难得到保障，或者至少当事人心目中的“正义”很难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经济效益上，还是从正义诉求上，都迫使当事者选择了上访之路。
（四）强势信访与涉诉上访
随着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的社会纠纷大量产生，由于上述公民清官情结、畏讼耻讼、诉讼成本高昂、司法权威缺位等原因，大量的矛盾被反映到了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导致至少以下两个结果：一为信访机构增多，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二为信访机构权利增强，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信访机构增多和信访机构权力增强导致民众信访越来越有实效。有实效的上访信息又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使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使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 由此产生下面这个怪圈：
上访洪峰→影响社会和谐→预防和处理信访的能力成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投入信访机构的人力、物力增加、信访机构权力增强→民众上访成功几率加大→成功上访刺激更多民众的上访热情、上访继续增多→对上访的投入继续加大→上访更有实效→更多的上访→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
三、应对涉法涉诉上访的对策
（一）树立司法权威
现在的司法本身存在问题，这是涉诉上访大增的原因，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涉诉上访频发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审判本身，而在于法院的生态环境不好。社会一方面赋予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另一面又对它不信任，不赋予它以独立的地位，事实上也不赋予它的判决以最后、最终的性质。这从两个方面推动涉诉上访：一是当事人对法院判决公正性的怀疑，二是对法院的裁判心存改判的预期。如果法院的判决是最终的，还有谁到法院外去寻求救济？因此，必须赋予法院独立、最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在法治国家，纠纷问题由法院按法律说了算，没有其他可行之道。 同时，积极推动司法改革，理顺司法体制，合理设计审级结构，有条件的实行三审终审，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从源头上减少公民信访的绝对数量。
（二）准确定位涉诉信访制度的功能
实际上，我国的信访制度已经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国家认同信访制度是我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承认信访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其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的大局，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在社会稳定的统一目标下，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尤其是重大节庆和会议期间的赴京上访，以信访量的多少为各地方政府排序，将大幅度减少信访量作为社会稳定的考核指标。那么信访制度的设立到底是以弘扬公民民主政治权利、解决社会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为己任呢，还是以减少乃至消除这种中国特色的信访现象，维护稳定为主要工作目标呢?实际情况是我们信访工作部门两种自相矛盾的工作都要做，这种矛盾无疑使信访制度在功能上陷入模糊。此外，信访制度的非规范性、非程序性、非专业性、结果的高度或然性等弊端也饱受学者诟病。对于信访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学界存在三种改革的建议：一为加强信访功能说，二为取消信访制度说，三为单纯信息传递机构说。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如前所述，强化信访只会导致更大的信访洪峰；信访制度也不能立即废除，它有其深刻的法理及政策基础，在当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试图在短期内废除信访制度的想法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可能性。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参考文献
左卫民、何永军：《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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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38页。
何光照：《上访上访，25年未停止》，载《法律与生活》，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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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7页。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


（2002年8月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2年8月2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137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2001]137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江岸区、江汉区、（编者注：此字左边为石，右边为乔）口区、汉阳区、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组织、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本辖区内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具体实施工作。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受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委托，负责本辖区内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四条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原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不得再行使已由市、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城市管理执法机关）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仍然行使的，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

第五条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应建立执法人员定期交流轮岗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切实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第二章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第六条 有下列违反市容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

（一）在市人民政府规定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二）在建（构）筑物设施及树木、电线杆上涂写、刻画的，处以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张贴悬挂宣传品，或者户外广告和宣传品过时、破旧没有及时清除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四）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五）出店经营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六）其他违反市容管理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条 有下列违反环境卫生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丢果皮、纸屑、纸盒、烟头等废弃物的，处以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二）不按规定倾倒垃圾、粪便，或者乱倒污水，乱扔动物尸体、杂物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向水域倾倒渣土、粪便等废弃物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四）生活垃圾清运单位擅自将生活垃圾倾倒到非指定场所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五）市容环境卫生专业单位不履行清扫保洁责任，清扫保洁不符合要求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六）垃圾转运站不按照规定时间对社会开放或内外环境不洁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七）科研、医疗、屠宰、生物制品等单位将产生的有毒有害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或乱倒乱扔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八）在公共场所焚烧树叶、垃圾，或者丢撒、焚烧纸课、冥票等丧葬用品的，处以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九）改建、装修房屋产生的渣土不按照规定清除的，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十）其他违反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条 有下列违反施工现场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

（一）临街工地不用硬质材料（围墙）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挖掘道路的施工现场不进行封闭管理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二）当街冲洗石料，在施工现场外堆放渣土、垃圾等废弃物或建筑材料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三）运输散装、流体货物或垃圾撒漏或车轮带泥污染道路的，按被污染面积每平方米5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四）擅自将建筑垃圾、渣土倾倒在非指定场所的，按每立方米5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九条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冲洗车辆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未取得营运资质，从事清扫保洁、施工渣土运输、机动车辆清洗等经营性服务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门前三包”责任单位不履行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有下列违反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和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配套建设环境卫生设施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三）随意封闭、损毁环境卫生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对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和环境卫生设施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责令限期改造或拆除，逾期未改造或拆除的，依照法定程序强制拆除，并按每平方米100元至3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三章 城市绿化管理

第十四条 有下列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行为的，责令停止侵害，并对个人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承担赔偿责任：

（一）在绿地内乱搭乱盖和乱倒乱扔废弃物；

（二）损坏草坪、花坛和绿篱；

（三）在草坪和花坛内堆放物料；

（四）刻划树木、攀摘花木；

（五）损坏栏杆、站石、水管等绿化设施；

（六）在城市绿地内设置广告牌（栏）；

（七）其他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十五条 擅自砍伐树木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赔偿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按照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六条 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并自占用之日起，按每日每平方米5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超过责令限期不退还的，依法强制拆除。

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查处的违法案件，需要责令赔偿损失的，应通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5日内提出赔偿标准，由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作出处罚及赔偿决定，并在执行完毕的一个月内将赔偿金及有关资料移交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本章所列违法行为发生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的，由城市管理执法机关查处；发生在城市公园、绿化广场和单位内的，仍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查处。

第四章 城市道路管理

第十九条 有下列违反城市道路占用、挖掘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的；

（二）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工程完毕后，不及时按规定要求修复或清理现场的。

第二十条 有下列损害、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的；

（二）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煤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的；

（三）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四）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五）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六）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七）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非机动车在人行道（含桥梁人行道）、人行天桥、过街隧道不按规定停放的，处以警告或5元罚款。

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五章 城市规划管理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在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悬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牌，标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许可通知）审批机关、批准文号、批准内容，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应当加强巡查，及时制止违法建设行为。未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审批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的，由城市管理执法机关责令改正并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当事人承担。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审批的建设工程，未按审批规定建设的，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查处。

第六章 工商管理

第二十四条 对场外（店外）经营的无照商贩，依照《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七章 环境保护管理

第二十五条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取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的，责令立即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居民住宅为主的区域内，晚22点至晨6点期间内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并经批准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在人口集中地区露天焚烧秸秆、枯枝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在人口集中地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在临街从事烧烤、大排档等餐饮经营，致使排放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责令改正，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条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发现违法行为，应责令其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对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依法暂扣其从事违法行为所使用的工具和物品。

第三十一条 执法人员对暂扣的财物必须进行登记，列具清单，由当事人核对后签名，对暂扣财物应当妥善保管，并及时报告有关负责人，依法作出处理。对违法暂扣财物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三十二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三十三条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需作技术鉴定的，应送有关法定鉴定机构鉴定，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法定鉴定机构应予配合。

第三十四条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佩戴执法标志，出示执法证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行政处罚。其中，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应当在发现违法行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经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

第三十五条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应实行罚款决定与收缴罚款相分离的制度。除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对当场收缴的罚款，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应及时、足额上缴国库，不得截留、坐支、私分。

第三十六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对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违法或不当的行政处罚决定，有权予以纠正。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对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管辖的案件，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查处。

第三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可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拒绝、阻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城市管理执法机关或其上级主管部门举报，城市管理执法机关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查处。

第四十条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应依法履行职责。对应当履行管理职责而不及时履行，或者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应当依照《武汉市执法责任制工作条例》的规定追究违法执法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陂区、新洲区人民政府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参照本办法在有关街、镇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的或者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