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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保险赔偿问题研究

陈有球


　　内容提要：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事故，在民事侵权赔偿后能否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享受待遇的计算方法是否完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进行，本文分析了各地不同的规定及赔偿模型，提出分类赔偿的新赔偿模式，期望引起法律人士的共鸣，以进一步加强与改善对职工权益的维护。

　　关键字：工伤　分类赔偿　竞合　交通事故


　　目前，职工在上下班途中或外出履行职务发生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职工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民事侵权法律可以获得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但职工能否依据《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工伤赔偿法律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如可以获得赔偿是采取何种赔偿方式来具体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在目前的法律学界中有相当的争议。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法律规定入手，提出分类赔偿的新赔偿模式，探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对工伤职工进行有效赔偿，以更好的保护职工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一、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赔偿概述

　　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保险赔偿，是指职工在上下班途中或外出履行职务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而产生的赔偿。其主要特征是道路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同时发生，二者产生竞合。
　　道路交通事故一般指机动车辆驾驶人员或与驾驶车辆有关的人员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交通管理法律使用车辆造成他人或本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而发生的事故。该事故的发生应有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进行确认，进而由伤者根据《民法通则》、《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民事侵权法律进行协商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解决赔偿问题。
　　工伤事故则指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因履行职务或业务而受到的由于用人单位或外界因素直接作用造成职工负伤、致残、致死的事故。该事故应由职工或用人单位向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在劳动保障部门依法作出《工伤认定书》并生效后，工伤事故才得到确认，受伤职工才能依据《工伤保险条例》、《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劳动法律提出劳动仲裁，对裁决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解决职工与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待遇的享受或赔偿问题。
　　在道路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也即具备《交通事故认定书》与《工伤认定书》的时候，就发生了如何对受伤职工进行赔偿，是先行提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再提出工伤保险赔偿，还是先提出工伤保险赔偿，或是二者同时提出赔偿请求，能否同时得到赔偿支持，在具体的赔偿项目的计算损失上有无特别的不同计算方法，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重点。

　　二、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二者竞合的主要赔偿模式

　　受伤职工如何获得赔偿，主要有以下四种赔偿模式：
　　一是选择模式，即受伤职工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进行索赔。或是选择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或是选择工伤保险赔偿，二种赔偿方式的适用相互排斥。
　　二是取代模式，即以工伤保险赔偿取代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受伤职工只能请求工伤保险赔偿，不能依据侵权法律向直接侵权责任人提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此种赔偿模式虽有利于职工的维权，但因保障力度不足，无法让职工获得完全赔偿，且不能制裁直接侵权责任人，只具有损害填补与分散损失的功能，目前只有少数国家采用。
　　三是兼得模式，即受伤职工不仅可获得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还可以同时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即通俗所说的“双赔”。此种赔偿模式使受伤职工取得双重救济，有双份利益可赔，对受伤职工权益的保障程度是最大的，但造成受伤职工获得的赔偿总额可能超过其实际损害，即受伤职工增加额外利益，违背了“不应获得意外收益”的基本原则。支持采取此种赔偿模式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１、12条及《职业病防治法》第５２条、《生产安全法》第４８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认为职工在交通事故中因第三人责任因素导致的伤害，法律是支持受伤职工获得双份利益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职业病防治法》第５２条、《生产安全法》第４８条是适用于因用人单位自身在生产经营中存在隐患造成职工工伤的情况，且责任主体存在竞合，该法条并不适用于第三人责任造成的工伤赔偿；《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调整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予适用，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是责任主体存在竞合的情况下法院应告知受伤职工请求工伤保险赔偿，却并未规定职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能否再行提起民事侵权赔偿；第二款规定的是人民法院支持受伤职工对第三人侵权造成的损害提出民事侵权赔偿诉讼，但也没有规定受伤职工向侵权责任人索赔后能否再行提起工伤保险赔偿，可见立法对此种兼得模式的赔偿并不明确。
　　四是补充模式，即受伤职工可以同时主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但其最终获得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其实际遭损失。此种模式既保护了职工的权益，完全填补损失，又能节约工伤统筹保障基金有限的社会资源，还能够维持相关法律制度的惩戒与预防功能，是较为可行的赔偿模式。
　　1996年劳动部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对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及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竞合作出了明确规定，交通事故已赔付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侍遇，补助费用低于工伤保险的，由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但可惜的该法规已被国务院明文废止，无法有效适用。不过，司法实务中各省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或人大或政府制定了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的具体办法或意见，这些意见对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竞合时均规定采取补充赔偿模式。如：2004年天津市人民政府通过的《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职工工伤涉及其他民事伤害赔偿的，伤害赔偿总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部分，其待遇不得重复享受。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获得赔偿后，应当偿还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已经垫付的费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通过的《关于审理工伤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权利人已获得第三人民事赔偿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及用人单位不再支付工伤保险侍遇；但第三人赔偿的总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应当补足差额部分”；2003年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工伤事故兼有第三者民事赔偿责任的，先按民事赔偿处理，赔偿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湖北、山东、厦门、山西等省市，均是规定差额部分进行补充赔偿。
　
　　三、区分不同赔偿项目的分类赔偿模式能更好的维护职工权益

　　补充赔偿模式是以受伤职工的实际损失为限，虽能较好的保障职工利益，但没有明确区分不同的赔偿项目或赔偿类别，未能充分考虑交通事故发生地与用人单位所在地不同的区域经济差异，而导致的按不同地区的标准所获得的赔偿数额不同，实质上并没有完全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本文在补充赔偿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兼得模式，提出一种折衷的全新赔偿模式——分类赔偿模式，认为应在　　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二者间区分不同的赔偿项目或类别，在具体损失的同类赔偿项目中总额控制、差额补足，不同类的赔偿项目同时得到赔偿。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赔偿项目有：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辅助器具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食宿费等各类损失。
　　工伤保险赔偿的赔偿项目有：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按月支付伤残津贴、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鉴定费、交通食宿费等各类损失。
　　上述二者间具有相同性质的赔偿项目有医疗费、误工费（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供养亲属抚恤金）、辅助器具费用、鉴定费、交通食宿费。按侵权法与工伤保险赔偿法律分别计算出相应赔偿项目的具体损失，参照补充赔偿模式采取总额控制、差额补足的赔偿方式。
　　在实务操作中，受伤职工先提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情况下，按侵权法计算出的各项目具体损失应由侵权责任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随后，受伤职工对用人单位提出的工伤保险赔偿，按《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法律对各项目具体损失进行计算，同项目的各类损失额低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同类损失的，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赔偿；同项目的各类损失额超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同类损失的，差额部分由予以补足。如受伤职工选择先提出工伤保险赔偿，应支持其提出的各类损失额，但受伤职工应在随后向侵权人提出并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后返还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已经垫付的费用。
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二者间不同的赔偿项目或类别主要有：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按月支付伤残津贴、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该类损失在性质上有较大差异、二者的计算方式完全不相同，应同时得到赔偿。
　　山西省政府2004年通过的《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试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等民事伤害造成的工伤，除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外，其他相关赔偿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按照“分项对应、累计相加、总额对比”的计算方法，由经办机构或者用人单位按规定补足差额。经办机构或者用人单位先期垫付的费用，工伤职工或者其亲属获得民事伤害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其虽提出“分项对应、累计相加、总额对比”的计算方法，但却没有明确工伤保险赔偿项目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的差异，并且还是采取补足差额的办法，仍有不足，可在此基础上按分类赔偿模式予以完善。

　　四、工伤保险赔偿立法不统一产生的思考

　　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事故兼有工伤保险关系和侵权行为关系双重性质，劳动法从工伤保险角度加以规范，民法从侵权行为加以规制。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职工在工伤保险救济与侵权损害赔偿救济二者间行使选择模式进行赔偿法律并未禁止，兼得模式的赔偿也未予明确适用，补充赔偿的模式却因适用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效力不高，产生立法与适法的不统一，造成职工在维权过程中的迷茫，极大的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应尽快予以调整。　　　
　　统一适用分类赔偿模式，不仅能够完全填补职工的损失，大部分的情况下能适度的超额填补职工损失，使职工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既能节约工伤统筹保障基金有限的社会资源，也能达到对侵权责任人的制裁、遏制与完全赔偿功能，基本平衡了各方利益，是较为可行的赔偿模式。


参考文献：
1、贾俊玲：《劳动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黄乐平：《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朱呈义、赵志毅：《最新工伤事故法律解雇与操作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职务犯罪的原因探究

河南省修武县检察院 黄秋玲

查办职务犯罪向来是检察机关涉及的一个高频词汇，也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能不能有力的惩处职务犯罪，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两会”期间，“两高”报告涉及查办职务犯罪的内容更是会场内外关注的焦点，各种查办职务犯罪的数字被媒体大量解读。由此看来，检察机关作为查办职务犯罪的主要力量，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探究职务犯罪存在的根源。造成职务犯罪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既有与其他犯罪所共有的原因，也有职务犯罪所特有的原因，甚至还有引起每一个具体案件发生的个案原因。可以说，每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都是这三种原因的综合效应的结果。下面是笔者按照这个思路来浅析我国职务犯罪的原因及提出几点预防措施。
一、 职务犯罪的共同原因
（一） 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缺陷叠加为某些职务犯罪提供机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展了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通过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的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由于两种不同体制混杂在一起，不仅会给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而且也是造成某些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旧体制和新体制在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的同时，它们各自的缺陷也会叠加在一起，为一些犯罪提供条件和机会。如有的人会趁经济管理当中出现的一些漏洞，抓住时机，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进行贪污贿赂。所以有些外国评论家在分析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的原因时，也很衷恳地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使一些贪欲膨胀的干部有机可乘。在这种混合制度下，他们得以去钻多种经济和多种调节手段的空子，以达到其混水摸鱼，变相出售手中权力以自肥的目的。
（二） 权力与经济的互相转化为某些职务犯罪提供了可能：通过改革，政企分开的问题已有所改善。但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权力与经济互相转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一些不正之风便成为职务犯罪的温床。例如，在这样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的批文、领导人的签字，都有可能成为商品而被出卖。因此，某些握有这些批准权的政府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就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向他人索要、收受金钱、财物或其他非法利益，而有些人为了获得这些批件、批文，也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向这些掌握批准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拉关系，找门路，甚至用金钱财物来赎买。这样，有权势者无需任何资本，也无需付出任何劳动代价，就可以在批个条子签个字，或签了一张“许可证”、“营业执照”之后，获取非法收入。在这里，权和钱发生了共振效应，这种共振效应，从客观上为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提供了可能。
（三） 官僚主义现象仍是现行干部制度中存在的一种弊端：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滥用权力或不正确行使权力，致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等渎职犯罪的产生。一些负有管理国家某项事务的职权的工作人员，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是相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甚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官”，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对人民发号施令。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社会上会出现一些令人发指的利用职权对无辜的公民进行非法管制、非法拘禁、报复陷害、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资本主义的奢侈生活方式是产生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同时它的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以各种形式在向我们国家渗透。在这种腐朽生活方式的巨大诱惑下，必然会引起某些人的羡慕和追求。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财富还并不充足，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因此，某些追求奢侈腐朽生活的人要靠自己正当合法的劳动所取得的收入来实现自己的追求，还是比较困难的，在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无法实现但又拼命追求的情况下，那么只有通过犯罪的途径来实现。手中有权力的，就以出卖自己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或者直接将自己有权支配的国家财产占为己有。
（五） 社会分配不公与消费上的攀比心理是产生某些职务犯罪的诱因：社会分配不公是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人不付出任何劳动或很少劳动，就能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而有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几乎与这些人不成比例。因此当他们发现别人家里装备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和家具，生活上比较宽裕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当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满足这种攀比心理的时候，必然会出卖手中的权力，通过出卖权力来获得他人已有的现代化生活设施。比如有的人对自己的工资低不满，认为“十年科技评高工，十年经理成富翁，十年干部一场空，”遂用权力搞“堤内损失堤外补”；有的人持着“一切向钱看”的心理，认为金钱万能，“理想、道德，不如多得”；有的领导为送子女出国深造，利用手中权力，索贿受贿；有的人虚荣心极强，争强好胜，总想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有的人甚至为了获得钱财，不惜出卖法律，贪赃枉法、私放罪犯、出卖国家机密等。这样，行贿、受贿、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便会由此而产生。
二、 职务犯罪的特有原因
造成职务犯罪除上述一些共同原因外，还有造成职务犯罪的特有原因。笔者总结的有以下几种。
（一） 国家职能的某些直接操作者在职务上的便利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地操作着国家的某项职能，承担着某种职务，这就为他们利用职务进行各种犯罪提供了方便条件。 所以，在我国职务犯罪常常与行业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具有行业上的特征。对国家某项职能的直接操作，易滋生某些具有行业特征的职务犯罪。当然,这倒不是说直接操作国家职能就一定产生职务犯罪，但它毕竟为实施某种职务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 职务的多源诱惑对产生职务犯罪有重大影响：由于职务表现为对某一具体事项的决定权或者权力，那么它就会招致各种各样的诱惑，企图影响决定权或权力的行使。当一个人在受到各种各样诱惑的情况下其犯罪的机率显然要比在没有任何诱惑下的机率高。这正如一台天平，一旦两边的砝码不一样重，那么它的重心就会失去平衡，从而整个天平会朝向砝码重的那一边倾斜。如一些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索取个人利益的筹码，他们利用物资分配、项目审批、资金借贷等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
（三） 职务的强大后盾致使职务犯罪分子有恃无恐：职务主体凭借国家的强制力量为实施犯罪提供了方便条件，因此这是导致某些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职务主体都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他们可以利用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之机，假公济私，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打击报复，陷害他人。此外，由于职务主体是代表国家行使某种权力，有国家的强大力量作为后盾，那么这就往往使职务主体产生一种变态的自豪感，而这种变态的自豪感又会使职务犯罪者变得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导致滥用权力，胡作非为，从而产生非法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等方面的职务犯罪。如一些人自恃自己是能人、功臣，对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并有人为自己撑腰，因而为所欲为。
（四） 职务犯罪的隐蔽性使职务犯罪分子产生了侥幸心理：职务主体在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时，往往具有隐蔽性产特点，这就会使职务主体对犯罪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利用职务进行犯罪不会被人发觉，在这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一些职务主体自然会自我解除心理上对刑罚的恐惧，毫无顾忌地去实施各种职务犯罪。如一些人自恃手段高明，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攻守同盟牢固等，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不会被发现。
三、 职务犯罪的个案原因
若就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来说，除上述一般原因外，还有每个职务犯罪案件的个案原因，这种原因显得更为直接。
（一） 职务主体的个人品质对于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兢兢业业，对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而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却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玩忽职守，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的品质上的原因。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个人品质好，秉性忠直，不谋私利，任劳任怨，因此对于外界的各种诱惑都能自觉地抵制，在处理问题时能秉公执法，在对待工作时能认真负责，因此他们即使身处滋生犯罪的土壤中，也能拒腐蚀而永不沾。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传统的革命理想教育淡化，个人品质就不那么好，甚至十分恶劣。他们法律意识淡薄，贪欲膨胀，自私自利，瞒上欺下，灵魂肮脏，就如苍蝇逐臭一般去寻找犯罪的机会，一旦具备了某种犯罪条件，就会实施犯罪。所以当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滋生犯罪的土壤的时候，生活在这种土壤上的每一个人是否会去实施犯罪，成为罪犯，个人品质就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二） 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低：某一具体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应当说与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也是有关系的。可以说，职务主体的政策业务水平低，素质差，是导致某些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和素质普遍有待于提高，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政策业务水平很低，工作简单粗暴，结果往往导致一些职务犯罪的发生。
（三） 职务主体具有犯罪机遇：一般来说，一个人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
会实施犯罪，他们总要寻找到合适的机会。一般来说，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方面的职务犯罪，往往会在隐蔽的情况下发生，并且职务主体能直接经管或有权支配这些公共财物，或者职务主体与行贿人之间存在着权钱交易的条件。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方面的职务犯罪，一般都在与被害人之间产生某种利害关系或矛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职务主体犯罪机遇对于其实施职务犯罪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国家工作人员想实施某种职务犯罪，可能因为没有机遇而不得不作罢，但一旦遇到这种机遇，他就会把犯罪的愿望变为犯罪的现实。
（四） 被害人的某些致害因素：职务犯罪被害人是指因职务犯罪而直接受到某种损害的人员。职务犯罪被害人自身存在的某些致害因素，往往也是造成某些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犯罪心理学家山根清道在他的《犯罪心理学》一书中说到“被害者学已经阐明了被害人之所以成为被害者的特性，而且弄清了犯罪并不是单纯地由加害者造成的，而是在两者的动力学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当然这里所说职务犯罪被害人自身存在的某些致害因素对于导致某些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为职务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这里只是想通过探讨被害人在促成某些职务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如何达到从被害人这个角度来预防、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因为仅仅通过打击行为人即职务犯罪分子，而不加强被害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就如医生仅给病人吃药而缺乏病人的有效配合一样，很难将职务犯罪这一社会病态治好。
五、此外，反贪污贿赂机关尚未形成强大的震慑力量，群众对反贪肃贿斗争信心不中足，积极性不高以及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等也是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之一。
六、几点预防措施
在我国，职务犯罪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犯罪，在整个犯罪中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如何预职务犯罪的发生，是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在此提出几点预防措施：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消除职务犯罪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产生职务犯罪的某些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净化国家工作人员的灵魂；加快立法步伐，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充分发挥法制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加大打击力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